二十世纪文化伟人吴稚晖先生(三)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雪堰第一世家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3/29 8:39:30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教书育人 

从18岁开始到83岁的高龄,吴稚晖虽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教书始终是他不舍丢弃的爱好,提拔后进、培养人才一直是吴稚晖的人生目标之一。

18岁(1882年)的吴稚晖应聘到“东林书院”担任私塾教师,蒙馆授徒。

31岁(1895年)到天津北洋学堂(现天津大学)教书。

34岁(1898年)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并在同年6月在无锡崇安寺创办三等学堂响就变法,推行新教育。

54岁(1918年)担任唐山路矿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国文教员。

55岁(1919年)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国语师资班兼课,以训练推行国语的人才。

56岁(1920-1922 年间)在法国筹建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

61岁(1925年)又创办了“海外补习学校”,为国民党要人子弟出国留学作准备。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详、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邹鲁之子邹越;朱执信之女朱始、朱薇;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其中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学生中他最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 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他注重身教,注重对学生的德育,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

1925年吴稚晖、胡汀鹭、贺天健、诸健秋、陈旧村等人在无锡西门创立无锡美术专门学校,吴稚晖任校长,胡汀鹭任教务主任。胡汀鹭聘请了一些造诣精深的画家担任教师,如钱松岩、吴湖帆、王云轩、钱殷之等授艺。

1926年5月,吴稚晖至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政治讲师。

1948年,83岁高龄的吴稚晖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1949年85岁的吴稚晖与钮惕生(永建)、余井塘等在台湾发起创设强恕中学,收容到台湾的江苏省籍学子,吴稚晖任董事长。

                                            致力于汉语拼音

孙中山退位临时总统以后的十年中,吴稚晖致力于教学和研究汉语拼音,他是中国汉语拼音最早的发起者和发明者。

研究汉语拼音最初是因为夫人而开始,夫人袁蕴生是文盲,1895年吴稚晖特地为她编制了一套以无锡方言为基础的拼音字母,并形象化地叫做“豆芽字”,共80个,其中20个为韵母,60个为声母,教会她读熟、会拼、默写和应用。1907年吴稚晖第二次赴欧,带领全家住在英国伦敦西郊。吴稚晖经常去法国,夫妻之间就用这种“豆芽字”作为通信工具,积累起来的信纸有半寸厚,回国后一直保存在环龙路志丰里10号寓所。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家搜查出来,说它是秘密文件撕毁烧掉。

吴稚晖认为如若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他的话说“为汉字娶一个注音老婆”。

1913年1月,他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主持制定注音字母。

1917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请吴稚晖继续主持编印《国音字典》。吴稚晖根据统一会审定汇编的国音,依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增加6000多字,合计13000多字,正式排印出版《国音字典》。

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母,吴稚晖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一文。

1941年3月,吴稚晖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向大会提出:大量印刷发行注音汉字通俗读物;积极推行注音符号运动,计划五年内普及注音文字,扫除文盲,均获大会通过。

书法家  在民国四大书法家中,吴稚晖的篆书居四大书法名家之首。其他三位是:胡汉民的隶书,于右任的草书,谭延阔的楷书。其实吴稚晖的楷书也是非常见功力的。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请吴稚晖写“蒋金紫园墓碑”,全文800余字,吴稚晖时77岁,用两个半天时间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赞赏吴稚晖书法:“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廉洁第一人  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

吴稚晖虽身居高位,被尊为“党国师保”,但个人生活的俭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外出旅行时,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是四等火车,吃喝在小茶馆、小饭馆。终日夹着一把雨伞,一日步行百里。1928年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规定年高体弱者可以车代步。吴稚晖时年六十有五,便有人请他坐车随行,他回答说:“无论何种车马,我无需也!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  他一生没有坐过轿子,亦不忍心坐黄包车,也很少坐小汽车。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道南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吴稚晖的伙食标准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从不大吃大喝。宽裕时荤菜里肉多了几片,他认为是浪费,月底亲自查伙食帐,再三关照要注意节约。 他平时烟酒不沾,其实能喝酒,酒量还颇大。

吴稚晖晚餐尤喜喝粥,1924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粥会”。至今“中华粥会”仍在台湾运作,秉持着每月集会吃粥,以纪念吴稚晖。

平时外出办事,从不进饭店,到穷街小巷找个摊位,爱吃大饼油条豆腐花。

吴稚晖挂单鬻字是从1941年起的。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仍在门口开设云林书社,靠为人写字谋生。

吴稚晖教书卖字赚一些钱,除补贴生活外,常用来资助他人。自奉节俭,对他人却慷慨。有人劝他不必这样,他笑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吴稚晖临终前立了遗嘱。存款寥寥,赠予在台的亲戚,并附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不乏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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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6(农历辛卯年六月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