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史”与“家谱”互补（续）

远古时代，没有文字，就没有族谱。远古的人或以结绳记载一些族群遗传繁衍的事，但不能认为这是族谱。直到商、周王朝，才有了自己的牒谱，并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谱牒。司马迁写《史记》时，曾研究参考过这些资料，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三代世表》等，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吴王室从始祖而下的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谱牒，编成《十二诸侯年表》。正是这些资料，为东汉如胜吴公，“上摭史册所载”，“国史”为首修吴氏宗谱，吴郡太守为之序，提供了详实的依据，为我们今后研究吴氏远祖世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谱牒，主要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着录比较简单，仅为贵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谱牒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春秋，到东晋、南北朝时候便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做官要论出身门第，豪门贵族才能做官。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朝廷提拔官员，其依据就是谱牒。根据谱牒记载情况鉴别贵贱，划分等级。谁是“士族”，谁是“寒门”，看了谱牒就知道了。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

春秋时期，主要是分封制，秦统一后，郡县制遂遍行于全国，汉继秦制，比秦更为严整。在先秦时代，姓标志血缘，而氏则体现了家族的权力、地位，因此也就体现了家族等级地位的高低。从战国到西汉，旧的姓氏制度虽已荡然无存，变成姓氏合一，但与之相关的以血缘论贵贱的观念依然存在，在许多郡县的吴姓名门望族，相继出现，许多因“夫差误国”而隐姓埋名的后裔，纷纷复出，吴氏复兴。纵观隋唐时期，吴姓的郡望有七个：濮阳郡、渤海郡、陈留郡、吴兴郡、汝南郡、长沙郡和武昌郡。其中，只有濮阳郡、渤海郡长盛不衰，最后是北衰南盛。

由于朝廷任用官员要讲门弟，出身名门望族才有可能入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所以南北朝时兴起了修谱合族之风。有的出身寒微的官僚、富户，通过权势和金钱的手段，胁迫或买通同姓旧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其合为一族，同入一本谱牒，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叫 “合族”和“通谱”。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不胜枚举了。后来这个现象不绝于史。

但此影响，仅限于豪门贵族，自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如苏洵说，“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进入民间。

从西晋以后，到唐宋时期，毕生研究谱牒的人才辈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此项研究，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其中不乏吴姓的史学家，如吴兢。宋代以前纂修的家谱，因年代久远，现在已基本亡佚，无从考察其纂修情况，我们只能从前人记录中略为了解一些。

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欧阳修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只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即上四世、下四世，连自己共九族。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

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达到了新的高峰。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家谱，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这些民间的“家谱”，反过来，又为全国各地的“通志”、“府志”、“县志”，也就是“国史”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所以说：“国史”与“家谱”，起着互补的作用，缺一不可，就像没有“国”，就没有“家”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