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严是陈独秀的外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与陈独秀感情深厚，情同父子。吴季严早年追随舅舅献身革命，并在陈独秀的资助下远涉重洋，先后留学德、法、俄三国。在那里，吴季严饱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季严夫人叫李秀泉，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持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在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担任醴陵县妇女组织领导人，是当地妇女运动的骨干分子。

1925年，叶挺独立团建立的同时，.广东区委也决定成立叶挺独立团支部，以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为支部书记。当时，支部领导不叫支委会而称支部干事会。独立团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团的领导核心。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经过支部讨论决定。平时，团长叶挺、书记吴季严、参谋长周士第和参谋董朗经常到广州向区委领导汇报请示工作。叶挺和吴季严、董朗、周士第等支部干事，党小组长曹渊、许继慎、杨宁等讨论研究如何加强党支部工作，怎样加强对独立团共青团团支部的工作，以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独立团在驻防肇庆期间，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成为后来北伐战争中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屡战屡胜，能迅速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天险的重要因素。

后来，蒋介石清理军队，吴季严离开独立团，.广东区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对叶挺独立团实行直接领导：军委傅烈同志委派西江特派员吴铁若住肇庆十字路，代号为“一百”，和叶挺独立团参谋董朗建立单线联系。

1927年苏共党内斗争激化，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政治形势一再发展，一而再地证明托洛茨基的正确，斯大林、布哈林、共产国际的错误。斯大林只好用“开除党籍”的手段来打击红军之父---托洛茨基。

俄国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共产国际的主要缔造者）论证，苏联工人国家已经沦为“官僚化的堕落工人国家”。在堕落工人国家内，资本主义并未复辟，国有化工业和计划经济仍然存在；但是国家却被少数的官僚阶层所控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托洛茨基号召在苏联内进行政治革命，以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中夺权，当群众士气低落时，官僚阶层为了自肥，就更倾向让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支持苏联的民主权利，倡导工人民主，反对跟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损害国际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交易，反对秘密外交，主张世界革命。遭到斯大林的残酷镇压。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党内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任何不同意党路线的人，都被标签为托派或法西斯份子。“托派”一词经常被斯大林派用来套在异己份子头上，诬赖他们是叛徒。（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上个世纪末的倒台，部分验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确性）

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游行，中国学生与群众一道参加了游行，有一部分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在红场游行示威，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他们和苏共反对派一起与拥护斯大林派的群众发生冲突。

苏共借红场游行示威事件，11月14日开除托洛茨基党籍。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游行示威反对斯大林的中国学生被中山大学开除，遣送回国。在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中国学生还未暴露的都隐蔽起来。1928年秋，由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转到中山大学的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托洛茨基反对派。

回国后的中国学生，先后建立了三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我们的话”派。留苏中国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未暴露身份的，回国后，中共得到苏共通知的名单，全部被开除出党，或“自动脱党”（吴季严就是其中之一），其中一些人建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十月社，另一些人无产者社，其代表为吴季严、马玉夫。从莫斯科回国的，成立“战斗社”。

1933年托洛茨基放弃了在共产党内进行改造共产党的组织路线，1935年准备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新的党。中国托派1935年上海代表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自此，中国托派再不把自己归属于共产党的一派了，而是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政党。陈独秀说，坚决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1950年1月17日在香港的托派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一种赤祼祼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包含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内部矛盾，这种政权充满爆炸性，极其不稳定的，在未来矛盾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压力下，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肃清』运动，排除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但他对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的革命派别的打击，将更为严厉；在财政方面，由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全靠印刷机和苛捐勒索来维持；因此，通货膨胀与民众负担，比之国民党统治时代更为加速和加深。自称代表工农，工人阶级为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却极力束缚工农，限制其民主权利，不许他们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工农会议，而且工会农会的代表大部分都是指派的。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

香港托派要求国家经济和政府工作的详细情况应经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权力，监督全国经济计划和政府政策。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火红的年代”。当时不少人，现在都成为香港独当一面的人物，包括梁国雄、施永青、吴仲贤（胡从善）、岑建勋、李华明。1970年1月，吴仲贤、莫昭如创办《70年代》双月刊，何仁在创刊后不久参加《70年代》，团聚了一批左倾年青人。后来，梁国雄成立了四五行动，继续其托派理想；自2005年开始，梁已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参与成立以该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政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