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广西桂林的兴安县参观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林的时候，看到突破湘江时，中央红军战斗序列的介绍，看到有两位吴氏宗亲，一位是忘了是第几军团里的师参谋长，名字忘了，有一位是苏维埃共和国经济部长吴亮平。回来在网上查了查吴亮平，如下

吴亮平，曾名黎平。浙江奉化人。大夏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学联总务部部长，参加了五卅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并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第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负责接待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并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翻译。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中共抚顺市委、东安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届人画政协常委。1930年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著有《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唐宝林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九期

　　(一)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领导下的部分老同志举行了座谈会。

　　吴亮平在1986年逝世时，中共中央讣告曾给予崇高评价，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获得这样评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至今党内有些人，对这个评价不以为然，他们对吴亮平的革命功绩了解甚少，不明白他为什么“官越做越小”。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就已经发现。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说：“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指1936年斯诺在保安初次访问党中央和红军，之后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笔者)，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但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吴亮平1908年生于宁波奉化，12岁，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三年中，他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读了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等进步书刊。后来他回忆说：“读书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吴亮平未完成的自传》，《吴亮平文选》第4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2年版。)

　　1924年，他与200多名厦门大学师生在上海白手起家办起了大夏大学，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为校长，该校收学费低，入学手续简便，又在沪西工人聚居区，成为吸收穷困学生，为共产党培养不少早期干部的据点。吴亮平就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人运动。目睹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状况，“强烈地刺激着我，使我对帝国主义异常愤恨”(同上，第408页。)他这时担任了大夏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长，主要社会工作却是为工人举办文化补习学校。

　　1925年5月，终于发生因日本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引发的罢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吴担任党中央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即秘书长)，受到中央代表恽代英的特别关照。他说：“我当时才17岁……代英同志从思想上、政治上对我进行了细心的帮助和培养。”在恽代英的推荐下，8月和10月，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途竟与大他8岁的张闻天以及王稼祥、沈泽民、伍修权、孙冶方、王明等同路。到校后，他又住在张闻天和伍修权的隔壁房间。张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他，从此开始了二人几十年的战友与上下级的情谊。

　　在苏一年，吴又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后来为读译马恩德文原著，又学了德文。于是他既是学生，又是课堂上的口头讲课与教材翻译，继又被聘为教员。同时还按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第一篇就是恩格斯英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进而又参加了《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的翻译工作。两年的革命斗争锻炼和莫斯科生活，奠定了他成为共产党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也使他养成了追求真理，理论联系实际，热心革命，密切联系群众，大公无私，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对同志热诚，同时也能顾全大局而委曲忍辱等可贵的思想作风。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崇高的品性和修养，不为党内别有用心的小人所容，生出无数的怪事来。

　　逆风知劲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国内革命失败和悲观的情势下，大量人员退出共产党和革命阵营之时，他却由周达文、张闻天等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张闻天也因与吴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十分关照他，还把王明暗中打击他的情况告诉他，力所能及地保护他)。但也因为这样，他那平坦的人生之路也过早(19岁)地结束了，走上了荆棘满地的坎坷历程。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学，并非世外桃源，内部充满着当时联共内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与中共(实际是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以及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中山大学内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学员与一小撮投机分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吴亮平同班的王明，就是一个怀有野心、利用这些矛盾投机钻营的人。吴亮平还因其夸夸其谈，只知背诵教条而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厌恶他。但他深得当时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米夫欢心，先后成为学校的学生公社主席和支部局书记，大搞拉帮结派，对不愿追随他们的正派的同学进行残酷打击迫害。他因见吴亮平在同学中成绩不错，几次拉拢他。吴则对他的为人很看不惯，不屑为伍。从此埋下祸患，以后吴被他屡屡打击。先是把吴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成员。这个莫须有罪名被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否定后，王明集团在打击瞿秋白的过程中，又把吴视为眼中钉。在苏联反托派运动中，把俞秀松、周达文等一大批反宗派教条的优秀干部打成“托派分子”，进行开除、监禁甚至杀害的残酷打击。这时因为吴亮平已经回国，幸免于难，但又难逃王明回国后的打击。

　　1929年10月，因不满中山大学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针及王明集团的宗派主义行为，同时为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所吸收。吴亮平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拒绝校方的好意挽留和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白色恐怖中的祖国。吴亮平回国时，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政治局常委)的热情接待，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中央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与文委书记潘汉年一起，首先解决了一年多来几个文学革命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之间的争论。吴亲自向鲁迅传达了中央的三点意见：

　　一，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的同志攻击鲁迅不对，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然后吴亮平和潘汉年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理解，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好，并同意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接着，吴与潘做了大量工作，使“左联”得以在1930年1月底成立。吴在筹备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参见吴亮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1978年6月15日)，《吴亮平文选》第270页。)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又一大贡献。但是因为过去不许宣传，鲜为人知，甚至不少研究鲁迅的学者也不知道。

　　接着，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吴亮平又代表中宣部参与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编辑《寰球》旬刊，编写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形势，帮助人们了解国际情况，鼓舞革命斗志。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之外，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史》，编译《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唯物史观》，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此书随着中共党史和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五次修订出版)。回上海一年问，当时才22岁的他总共完成了100多万字的著译，给成立后就忙于革命斗争而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1930年6月，王明调任中宣部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后，把苏联的肃托运动引进国内，害死了党内许多优秀干部。对吴亮平，因没有抓住任何把柄，就把他说成是“托派嫌疑”、“老机会主义分子”，明里暗里进行整治。吴亮平反驳说：是不是机会主义且不说，我才只有二十出头，“老”字从哪里来？王明哑口无言。(吴冷西等：《悼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老师》，中央党校：《理论月刊》，1986年第11期。)于是，王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调离中央机关，“下放基层锻炼”，去马路上贴标语，撒传单，搞飞行集会。吴亮平回忆说：“那时我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吴亮‘7-：《(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文汇报》1982年5月12日。)当时他生活困难，靠在法政大学代一点课的收入生活，除参加支部规定的活动外，他全书翻译《反杜林论》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此书虽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文字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故弄玄虚，难于索解，他就把德文版原文，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力求译得明了，所以整整译了3个月。但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出版很快，11月出版了这个中国第一部《反杜林论》全译本。12月，吴亮平在马路上偶遇已经任国民党要职的大学同学，躲避不及，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狱中，他与难友彭康、廖沫沙、周立波等，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难友系统讲课《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因“大赦令”而出狱。这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篡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并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害人之心不死，临走前，布置说：等吴亮平出狱后，将他送到某一苏区去，秘密把他杀掉。当时在特科工作的战友张庆孚告诉他这个秘密后，催促他立即离开上海。张闻天代表中央审查了吴亮平在狱中的表现后，没有理会王明的阴谋，立即将其安排到苏区工作。(参见雍桂良等著：《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但是，吴亮平躲过了这一次谋害，却躲不过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的又一次打击。王明和副代表康生这次回国，借斯大林大肃反大屠杀旋风，与康生合作再掀肃托运动，又害死一大批优秀干部，并把吴亮平的“托派嫌疑”提出来，撤销了他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排挤他到地方工作。毛泽东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借助共产国际斯大林支持毛的力量，粉碎了王明的野心，但吴的“托派嫌疑”拖到1941年中央审查七大代表资格时，才由任弼时向其宣布，解除嫌疑。吴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长后，就被毛泽东及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干部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这里就涉及毛泽东与吴亮平关系问题了。

　　(三)

　　1932年11月，吴亮平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政治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初识毛泽东。这时，毛40岁，吴才24岁。一见面，毛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吴亮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唯物主义的教导》，《红旗》1978年第1期。)毛泽东在红军打漳州时看到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反杜林论》。后来长征，丢掉了许多东西，但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由于经常阅读这本书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经常请教吴亮平，后来又请吴当他接见斯诺及其他到陕北访问的外国友人的翻译或写信，在开初好几年，毛对吴十分尊重，在通信时，还称他为“亮平兄”、“亮平老师”，并给他的功绩崇高的评价。特别是翻译《反杜林论》和由于斯诺《西行漫记》在世界上的畅销而引起的巨大反响，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被严密封锁的陕北地区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给毛泽东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毛泽东称他“功不在禹下”，意思是引进马克思主义，引出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进一出，像大禹治水疏通河道那样，其功大矣。吴亮平则在听到并见到毛泽东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反围剿及长征中的事迹，也十分崇敬，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形象。

　　但是，后来接触多了，特别是延安整风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后，也了解到毛泽东的许多弱点，正如他在“文革”后党中央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农意识，三是骄横专断”(转自高小山、吴菲菲：《追忆亮平大伯》，《吴亮平传》，第323页。)，这是没有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多年的人是无法概括的。但这又是吴亮平难以接受的。虽然由于毛泽东学斯大林，纵容众多人搞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从吴的地位处境来说，他不能提出批评。但他与毛二人的关系，自然也不再融洽。

　　吴亮平心境复杂，一方面他必须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心态，又不愿曲意奉迎，对毛搞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渐渐感到不相适应。特别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关系中，他看透了，决不能长久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曾反对和批评过毛泽东。但有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毛搞的“肃清AB团，而形成党内恐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有的错了，如反对罗明路线，特别是反对“邓、毛、谢、古”，从而在毛心中记恨一辈子。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华儿女》1999年第9期。)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张闻天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的为人与吴亮平有许多相似之处：光明磊落，豁达睿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所以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后，立即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说服博古辞职后，帮助毛泽东复出，在遵义会议上，进人了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由于张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家都拥护张任总书记。因为张不接任，致使有20多天党内无领袖。最后，张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会见刘英时的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4期。)之后，张更尊重毛泽东，一是注意民主，实行集体领导，纠正博古时期的独断专行，尤其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所以，毛泽东这时期对张闻天比较满意，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因此延安整风前几年二人关系较好。

　　但是，在毛泽东心里，如上所述，张闻天在任“左”派中央第二把手时批评和压制过毛，毛耿耿于怀，等待时机要算总账；张闻天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毛不服，甚至鄙夷，说他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皮毛，对中国则“一事不懂”；张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发表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对张的合作只是当时条件下的临时的需要。所以，毛泽东虽然说张是“明君”，实际上如李锐所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从张这方面考虑，固然佩服毛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但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他已明显感到毛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处处要留神，而对毛轻视马列和世界文明，也不以为然。正如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张闻天不会，也不想学。于是张终于逐渐被毛排斥。二人分裂公开化的首个事件，是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当时多数中央干部和地方领导同志(通过电报、书信)都反对毛与江青结婚，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大家都反映到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原以为结婚是个人的私事，别人不便干涉。但见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领导人的婚姻不能等闲视之，就把大家意见综合后，给毛写了信，比较婉转地传达了。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于是，到延安整风时，张闻天便被清算。传统说法是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博古，但此二人已经靠边站，主要目标却是张闻天(教条主义的代表)和周恩来(经验主义的代表)。整风后大肆宣传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就是“党内的总负责人”，“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把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实际作用和历史真相完全抹杀了。而且，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央档案馆藏。该《意见》称，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垒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还把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主张审蒋被张闻天纠正，红军到陕北时张闻天出面纠正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营救刘志丹的事，都记在毛泽东的身上。1959年，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反对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路线，终于被彻底打倒，成为“反党集团”分子。

　　张闻天与吴同为留苏干部，理论上都比较强；二人品性相同，却都与毛格格不入。而且二人关系一直如师如友如兄弟，在莫斯科和上海已如上述外，到陕北后，吴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张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宣部工作，还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编辑，并在张闻天兼管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担任编辑主任，具体担任编辑工作。因此吴亮平的子女曾说：张闻天是吴亮平生前最崇敬的人之一，而且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吴亮平传》，第264页。)而且因为吴与张闻天共同反对毛与江青结婚(30年代初吴在上海文委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细，自然与许多高级干部一起反对毛与江结婚)。于是，延安整风在清算张闻天的同时，吴也遭到株连。自然，吴亮平常常帮助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帮助他接待斯诺访问及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历史真相被一笔抹杀。吴亮平对毛、张关系的发展，十分清楚，回忆这段历史时，亲口对人说：“因为毛泽东和张闻天当时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至今我都历历在目。”(同上，第262页。)

　　(四)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内出现了急于过渡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左倾路线与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的斗争。吴亮平拥护后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饶反党事件”中，调到北京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后来刘少奇亲自过问，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对当时好大喜功的计划亲自写信给上级领导人提出意见，但却又被指为“反党”。吴坚持民主作风，反驳说：在工作中要允许提不同意见，对领导同志有意见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与“反党”扯不到一起。在调查中，他发现个别省用国家拨款建造化肥厂的钱用于建造宾馆，又提出批评，惹得省里同志不快，说他“管得太宽”。但是他坚持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干实事，说实话。(同上，第149页。)

　　吴亮平的这种思想作风，与当时主流派的干部格格不入，于是又被排挤。1963年10月，调到国家经委降到企业管理局工作。有人怕他不满，试探地问他：“副部长到经委似乎应该是副主任！”他立即挥挥手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是去做工作的，管它是主任还是委员。”

　　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一度退居二线，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进经验，让吴亮平牵头运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吴又做出了杰出贡献，实现了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吴亮平年近70岁，却感到“天亮了”，心情非常舒畅，发挥他在理论和经济建设上的长处，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勤奋写作一系列经济建设文章，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并为大量战友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而热情奔走。

　　吴亮平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名利。正如他在上海解放初对工人干部陈祥珍所说：“革命胜利了，人民感谢党和领袖，这就不好了，应该是党和领袖感谢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问题。”(陈祥珍：《在亮平同志教导下成长》，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吴亮平在沪西》，2006年内部出版，第48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歌颂领袖、歌颂党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的今天，听听吴亮平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教导，实在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领导下的部分老同志举行座谈会，缅怀吴亮平。本文的一些内容来自于这次座谈会，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