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天津美协在四川省博物馆举办天津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联合展览。展览开幕后，我有幸在登峨眉山途中遇到吴冠中先生。当时，吴先生身背画箱，穿一双很结实的皮靴，拿着笔和速写本边走边画。在洪椿坪，先生没有描摹看到的景物，而是将东边的树木、西边的花草、南边的山石、北边的溪流等，一起移到洪椿坪门前。当看到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向我解释：“画画不能拘泥自然，要把见到的美的感受，捕捉到要画的画面上来，这样的画是从生活中来，又比生活中见到的更美。”走到黑龙江栈道时，吴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人们都画金顶，我感到这黑龙江栈道更有特点。”说着，他信手取出一个册页和毛笔，更令我吃惊的是，他是用油画笔的握法画水墨写生，抹、涂、染、勾，一气呵成。

　　吴先生是到西南美院讲学，在回北京途中专程来四川的，当知道我是天津泥人张工作室搞彩塑的，他很有兴致地说：“两天前刚刚去昆明邛竹寺，见到清人黎光修塑的五百罗汉，其艺术令人叹服，曾长跪拜之。”我听后深有感触，作为留法的画家他非但没有“言必称希腊”，反而对民族传统文化这么热爱，这么有感情。他同时语重心长地建议我们搞民族雕塑艺术的人，一定要去看看，把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回到成都，天津美协毕开文秘书长特意准备了毛豆角和酒，请吴先生到茶座“摆龙门阵”，没想到这竟给了我聆听吴先生畅谈美术的机会。吴先生首先谈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问题：“方针是明确的，实践是艰苦的，作品要体现出民族化。我在杭州美专时，油画、国画一起学。潘天寿的造诣是很高的，但又是保守的。我后来到法国，喜欢梵·高的画，离开巴黎就把种子种到农村去，民族化问题是不是用传统的手法，要有土味儿？”他介绍自己是“粪筐画派”，画家要画民族的东西，画土生土长的东西，必须要不怕苦和累，这就是“粪筐画派”。

　　吴先生在总结自己的艺术道路时说：“手段是为表达意境服务的，技法和内容是不能分开的，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学习。”他在论述形式美的问题时特别指出：“达·芬奇、伦勃朗都是摄影师，画美才是我们的本分，美术和摄影是邻居关系，诗歌和画是亲戚关系，要研究美的科学性。美术上还有个形式思维的问题，讲形式不能都说是形式主义，文艺复兴也吸收了我们东方文艺。美和漂亮不是一个概念，泥巴本身不是漂亮，但是美的。漂亮是指细致，颜色好看、漂亮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既漂亮又美的东西是好的。”在谈到构图时，吴先生主张要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要经过“怀孕”，成熟后画感觉、画意境。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构图是整体的，但落笔是局部的画，不管事物内在如何。提到如何创作中国风格的中国画问题，吴先生特别强调提倡杂交品种，只有杂交，艺术才有发展。

　　和吴先生分别后，我去川藏阿坝藏族自治州深入生活，经马尔康、米亚罗到达若尔盖，正巧赶上赛马会。吴先生“粪筐画派”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给我以力量，他关于美学的一席谈话，给我以多方面的启迪、灵感和智慧。从若尔盖到红原，从红原到阿西牧场，我忘却了高山缺氧的特定环境。一天骑在马背上，对于我这个从没骑过马的人来说，真的是尝到了累的滋味，屁股都磨破了。沿途还不时遇到藏獒狂吠、毒蛇突然出现、遍地田鼠、秃鹰在蓝天上盘旋的情景，我用眼睛观察、用笔速记，然后画出我的感受，在感受中播下种子。无疑，这粒粒种子使我在创作上成熟，完成了更好作品。《晨》、《藏女》、《两代骑手》等，都是那时期的代表作，表现的都是牧民们的草原生活，作品先后入选天津市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美术展览和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吴冠中先生对我彩塑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在反映近代人物的塑造上，传统泥塑在表现古典题材人物的处理上，有丰厚的技艺和经验，但是如何表现近代特别是表现社会普通劳动者，是个难题。我在艺术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吴先生思想的影响，不再追求传统工整、写实之风，而更注重吸收西方和我国其他艺术之长，形成了新风格。比如《皮匠》、《卖冰糖葫芦》、《箍筲匠》、《焊铜壶》等作品，在表现手法上都有独到之处，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手法，使其艺术感染力更为增强。

　　题图为本文作者在川藏地区深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