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代表作不是机场、剧院、体育场馆等这些拔地而起的宏大建筑，而是一小截翻新改造的胡同。作为城市规划学家，他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一座城市、一个“园区”、一处景观，而是在火热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冷落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2月14日，人民大会堂，吴良镛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在国家的圣殿里，在聚光灯映射下的那一刻，人们再一次“认识”了吴良镛。

　　成为“孤本”的菊儿胡同

　　与吴良镛交谈，没有人绕得开菊儿胡同。虽然他不再主动提起，但菊儿胡同既是吴良镛在规划实践上的巅峰之作，又是他学术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位于南锣鼓巷东边的菊儿胡同由于保留了浓郁的老北京特色，如今反而成了老外们的聚居地。但在20多年前，这里是北京旧城一个积水、漏雨、危房的典型地区。建筑密集，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

　　1987年，吴良镛受邀对这个地区操刀“动手术”。早在此前的10年间，吴良镛和他的团队在做北京的总体规划时，就探讨了什刹海地区的改造方式，提出了居住区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设计方案。

　　按这样的思路，菊儿胡同的改造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北京“鱼骨式”胡同的特点，以通道为骨架，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

　　菊儿胡同的楼房只有3层，却容纳了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院中已生长多年的两棵大树也得以保留。建筑群有着南国建筑的明朗色调粉墙黛瓦，而不时出现的暗红色，又暗示着这里是皇城脚下，实现了与北京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

　　对此，吴良镛的“自夸”朴素又到位：“有较高的容积率，环境又好，还有中国特色。”然而，菊儿胡同在建筑界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吴良镛说：“起初，国内对它没有宣传，建筑界对它的评价也只是一般稍好；但在国际建筑界却受到推崇。我们在国际会议上一拿出菊儿胡同的规划设计图，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1992年，菊儿胡同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1993年又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当时的李鹏总理还曾在菊儿胡同发表了新年讲话。

　　菊儿胡同只进行了第一、二期的改造，就在二期工程前后，时间已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业开始在中国兴起。城市中的危旧房改造往往也是结合房地产开发进行，经济利益驱动着各方的积极性。菊儿胡同第三期的设计图纸本来已经出炉，却因开发商称“亏本”而搁浅。因为“不挣钱”，菊儿胡同终成“孤本”。

　　有人因此说，菊儿胡同的“新四合院”模式不能得到推广，所以不具价值和典型性。但吴良镛解释说，菊儿胡同只是一个试验，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即使是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适合那样做。菊儿胡同走的是一条创作道路，不同地方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创造自己的特色。

　　当年在接手菊儿胡同危房改造项目之前，吴良镛刚刚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思想，在项目完成后，他又发展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菊儿胡同正好是吴良镛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最好体现。

　　城市发展不是房地产开发

　　也许是受梁、陈二人的影响，吴良镛尤其提倡人文精神。2009年11月，他在清华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成立25周年时说：“长期以来，有一种学术思潮是提倡科学精神，我认为只有科学精神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人文精神，只有科学技术只是"半个人的世界"。科学精神一定要跟人文精神相结合，"产生第三种文化"。要深究人居环境科学，必不能忽视人文精神。”

　　面对各地狂飙突进的大拆大建，在最近几年的各种场合里，他也常常发问：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

　　“城市发展不是房地产开发。现在没有整体规划，都把问题推到将来了。”虽然吴良镛的语气还是那么温和，但所谈的内容很尖锐。他分析说，中国的建筑文化底蕴是很丰富的，但中国的近代建筑遗产，并不是很深厚。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当政者，整个社会的建筑修养参差不齐，不像有的国家，有公认的标准。“我们要有一个大致公认的方向，连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但吴良镛又说，“找到问题才是最难的，我们现在已经找出了问题，接下来就是解决它了。因此，我是一个乐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