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法华宗），其形成中心在浙江天台山

佛教起源于印度，创始人为释边牟尼，在我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传人中国。六朝时期，中国佛教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天台宗主要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尊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时僧人慧文为二祖，南岳慧思为三祖，四祖为智觊，五祖为灌顶，而实际创始人还应该是智觊、灌顶师徒二人。

因龙树是印度三世纪时僧人，慧文、慧 思与智觊虽有师承关系，但并未到过天台。智觊在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到天台山建草庵传讲佛法，确立“定慧双修” 原则，把《法华经》列为佛教的最高经典。著有《摩何止观》1 《法华文句》 《法华玄义)，被后世奉为“天台三大部”。这“天台三大部”就是灌顶根据智觊的佛学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另外，智觊生前遗愿于天台山下建国清寺，方伐木为基而圆寂，国清寺就是灌顶按照智颖遗愿，在隋场 帝杨广的帮助下建成的。因此，智觊和灌顶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员澄入唐求法，回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北宋元丰八年(1085)，朝鲜僧人义天入宋，学习天台教义，回国后创立朝鲜天台宗。

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隋唐时期确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大部分衰微，唯有天台宗以其精湛的教义和广泛的流布及祖 国清寺的辉煌而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的最大宗派。

天台宗五祖灌顶(561—632)即章安大师，字法云，俗姓吴，祖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祖辈避地东瓯，后来居住临海郡章安县（原为浙江台州临海县章安镇，现为台州椒江市章安街道）；父亲吴备，南朝陈时任章安令。

灌顶父亲早故，由母亲抚养，出生二月时想给他起名字，但想遍各种物类名称，，不知究竟起什么名好。母亲在夜里念佛法僧名，灌顶即能口学，而且声音清楚准确，大家都非常惊奇，于是告诉摄静寺慧拯法师。慧拯听说灌顶出生只有两个月就能学念佛，也非常惊叹地说：“这小孩真是非凡的人阿!”于是就以非凡作为他的名字。

七岁时，母亲送灌顶到摄静寺拜慧拯为师，在慧拯的教导下，淄顶学习非常用心，进步很快，佛教经典和儒家的学说都普遍浏览。不久，他的学问和才华就为当时所称誉。二十岁时，灌顶正式受戒，成为僧人。他对当代的佛教著作普遍涉猎，并认真探讨佛学源流。慧拯去世后，灌顶云游至天台．陈至德元年(583)，灌顶在天台修禅寺拜智颇为师，正式跟随智觊学习佛学，并记录智觊佛学理论，一直不离左右。 智觊对灌顶也十分赏识，把灌顶作为他的传人。

隋开皇十七年(597)，智觊应杨广沼请，带病北上，走到新昌，病重滞行，圆寂于新昌大佛寺。灌顶遵其遗嘱，将骨灰运回天台佛陇山，并建造塔院安放；又将其遗书及《净名经文疏》带至扬州，献给晋王杨广。不久，又奉杨广之命，于开皇十八年(598)随司马王弘回山设千僧会，建造国清寺。 现在国清寺的寺基，是智额选择的，但智觊在生时，只是初定规划，有关记载称其“方砍木为基”。真正建造国清寺是在灌顶到扬州退见杨广后，在杨广的资助下，由灌顶建造完成的。国清寺初名天台寺，因智觊遗言中有“寺若成，国即清”之语，杨广即位为隋场帝后，于大业元年(605)改寺名为国清寺。灌顶建寺时，于寺内手植梅花一株，即是现在天台国清寺内的“隋梅”， 历经一千四百年，‘仍花开满树，枝叶繁茂，结果累累，成为国清寺中最古老的一处胜景。

杨广立为太子后，灌顶以僧使身份出山参贺；第二年， 又应沼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到长安，缮写校勘，在宫廷中广为弘传。

智觊在生时，各种活动繁忙，平时讲经说法也都如行云流水，无暇从事佛学著述。而灌顶在他身边，以自己的超人记忆，记录和整理了智颐的佛学理论，写出了佛教天台宗的 经典著作。如称为“天台三大部”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河止观》和称为“天台五小部”的《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 句》、《观无量寿经疏》等，都是由灌顶整理成书的。 灌顶又撰述祖师传记，上溯智者大师、南岳慧思、北齐 慧文、印度龙树，以印度龙树为初祖，确立天台法统，初步建立了佛教天台宗的传承体系。因此，宋代释志磐在评价灌顶时曾说：“章安(灌顶)侍右，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 垂之将来，殆兴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恐吾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由此可见，章安大师与智者一样，是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

隋末兵乱四起，沼顶从长安返回天台，散住于台州各地，从事传播佛法和著述。国清寺和现在仙居的安洲山、黄 礁的石鼓山、章安的摄静寺，都是他常住的地方，而且都留 有胜迹。尤其是相传在章安摄静寺讲《涅盘经)时，正值一 股海盗到章安一带骚扰抢劫，百姓及僧人纷纷逃躲。此时灌 顶正敲钟就讲，毫无畏惧之容。海盗挥幡迫近摄静寺，忽见 周围山上都是持枪执绒之人，身高丈余，个个威武奋发，张眉怒目，旗帜环遍群山，遮天盖日，吓得海盗屁滚尿流，匆忙逃散。此后，摄静寺所在地的地名，就称为“山兵”，旁边的山叫做“合旗山”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灌顶圆寂于国清寺，葬于寺前，葬塔至今仍完好保存。

灌顶学问渊博，深研佛旨，除集录整理智觊的著作外，自己还撰写有《大般涅架经玄义)二卷1 《大般涅架经疏)十卷1 《观心论疏)二卷、 《智者大 师别传)一卷1 《国清百录》五卷、 《天台八教大意)一卷 及《南岳记》 《真观法师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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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大师，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也是实际的创始者。发明一念三千，圆融三谛的思想，成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隋炀帝授予智者之号。世称『智者大师』。着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各二十卷及四教义等传也，生前度僧四千余人，传业弟子三十二，以灌顶、智越等最著名。

灌顶（561~632），字法云，俗姓吴，先世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父吴备，南朝陈时为章安令，遂家章安，故人称章安大师。少孤，七岁依摄静寺慧拯出家，日进文辞，以清藻才绮，饮誉于当时。二十岁受具足戒。二十七岁时，因其师慧极圆寂，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到天台山修禅寺，师事智者大师于台岭。禀受观法，潜心精研，遂为侍者。直至智顗去世，未离左右，他有卓越的记忆和华丽的文采。智解辩才绝伦，能领持智顗之遗教，集记大小部帙百余卷，以传后世，今日智者大师之教文不坠，全仗师之力，智者大师平生的著述多由他集录而成书。也因为他，才有称为"天台三大部"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称为"天台五小部"的《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经疏》等。还有其它著述可看。所以他在天台宗的发展上有卓越的贡献，被天台宗尊为第五祖，又称章安大师。

智顗去世后，灌顶携智顗遗书到扬州见杨广，旋闻杨广命，于开皇十八年（598）随司马王弘回天台建国清寺。同年，杨广立为太子，灌顶以僧使前往长安祝贺。还山后，隐居山寺，潜心著述。撰写祖师传记，上溯智顗、慧恩、慧文、龙树，确立了天台宗法统，被尊为五祖，与四祖智顗同为佛教天台创始人。晚年移住会稽“称心精舍”，讲说《妙法莲华经》。天台宗由于灌顶的弘扬而更加盛行。唐贞观元年（公元632年)八月七日，寂灭于国清寺。世寿七十二，追谥总持尊者。塔于寺前。灌顶著作有《涅盘玄义》、《涅盘经疏》、《天台八教大意》、《观心论疏》、《智者别传》、《国清百录》等 。其中尤以33卷《涅盘经疏》的问世，将涅盘宗的徒众，几乎都导引皈依於天台宗门下，使得天台宗迅猛发展。章安尊者灌顶是天台宗史上有著不可抹灭的功绩。

据《玄义》，灌顶于智者卒后本欲隐身潜修，"更伏灰场，口诵石偈，思愆毕世"，然而由于继智者纲维天台僧众的大师兄智越的派遣，也为了天台一派的利益，他不得不多次充任僧使，担负起沟通天台一众与隋王朝特别是杨广之间的联系的重任。 从开皇十七年（597）至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广继位八年期间，灌顶前后数次充任僧使，皆不辱使命，既加强了天台宗与隋王朝之间的联系，又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智者于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灭，其前三日即二十一日特作遗书于晋王杨广，智者卒后，智越派灌顶、普明二人持遗书及《观心论》、净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晋王，这是灌顶首次出使。杨广大概于威胁强求智者出山、以致智者入灭一事心怀惭德，对于先师遗命一一遵从，对长期充当智者侍者的灌顶、普明也亲礼有加，令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二人还山，为智者设千僧斋，并开始营建国清寺。仁寿元年（601）杨广入嗣东宫，位居储副，成为梦昧以求的隋朝皇太子，智越又派灌顶、智顗奉启入贺，以示天台一众与杨广的特殊关系。同年十月，天台新寺落成，智越再派灌顶、智顗入京谢闻，十一月初三，杨广特请灌顶、智顗入内斋，询问智者卒后的种种神异，灌顶应对如意，杨广遣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其还山，且多有赏赐。仁寿二年（602），灌顶又应命入东宫。据僧传，杨广致书云：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一作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 迟来仪，书不尽意。僧传以此为杨广宣召灌顶的令旨，但据《国清百录》皇太子弘净名疏第八十一，此说亦有问题。

这表明，杨广只是派人到天台，命遣"谙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及法华经疏入京，并未点名要灌顶，灌顶应召是智越的派遣，并非杨广的宣令。因此为《百录》所不载的前述令旨若非误传，便不当为杨广给灌顶的书信，而更象是写给智越的。因为灌顶虽然在后世地位很高，当时却只是天台一宗的第二或第三号人物，与智顗、普明、智顗等名位相亚，"大师高足"尚不为过，"法门委寄"却难承当，因为继智者纲维僧众、传持教法的是智越，从《百录》可以明确得知，天台宗与杨广往来书信皆以智越领衔，杨广当然不好越过智越直接邀请灌顶，且灌顶向以精通教法著称

或许杨广本欲邀请智越，智越有纲维一众的职责，不便远行，又自谦于法华义疏不及灌顶精擅，便差遣灌顶代行。从杨广书中可以看出，邀请一事出于其年夏天。书中慧日道场建于杨广开府扬州之时，《百录》王重遣匡山参书第四十云"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以下"。照禅师即是智者同学，于南岳门下禅法第一

僧传所记杨广请教灌顶的具体情况大概属实，虽为灌顶所未道，推之情理，亦非过言。问题的关键是此次灌顶在京城究竟呆了多长时间，到底是三年还是数月。灌顶明言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杨广令旨有"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之语，故不应有再留二年之事。然僧传此说亦非无据，灌顶于《玄义》自道"迫不得止，戴函负封，西考阙庭。私去公还，经途八载"，从开皇十七年（597）送遗书于晋王始，至仁寿四年（604）晋王登基，正好八年，而据《百录》，自仁寿二年送疏入京至仁寿四年之间，灌顶未再出任僧使，太子登极，代表天台出使奉贺的是智顗，若灌顶仁寿二年九十月间便回天台，便不应有"私去公还，经途八载"之说，若依僧传"三夏阐弘"之说，则正好八年。或许灌顶有仁寿四年奉吊文帝之丧的使命，然既为《百录》所不载，难于确定，亦或《百录》广略二本不同，今存之略本恰巧漏载了此事，因为文帝驾崩，天台肯定会派人入吊，今不言其事，当是漏脱。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百录》传本有误，误将仁寿四年八月十八日抄作仁寿二年，若是仁寿四年八月杨广始令灌顶还山，则正与"三夏阐弘"说相应，又符合"经途八载"之说。

大业元年（605）炀帝驾巡江都，九月天台僧使智顗于楚州华林园参见，炀帝特询问灌顶的情况，智顗答道灌顶在寺，本应来参，只是由于身患痢疾四十余日，无法前来。炀帝初登大宝，志得意满，对天台大加赏赐，并敕度四十九人出家。灌顶奉命为新度的四十九人起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