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黄花岗起义 不仅动员了天地会，还动员了宗亲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16人是姓徐的，同一个祠堂的），同时还动员了武术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很多是民间拳师）

徐维扬：黄花岗起义受命“选锋（敢死队）”

来源:中华徐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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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约130人，徐维扬领导的队伍就占了三分之一，有40多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即18人来自三华村，其中16人姓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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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都区新华镇三华村，一栋名为“集之徐公祠”的清代岭南建筑跃然眼前。旁边一条小路将我们引向宗祠的后院――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这里因与一位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志士徐维扬紧密相联而闻名乡邻。

“徐维扬投身革命，可以说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其祖父徐俊贤，曾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父亲徐朗耀是清末武秀才，后从商，常以太平天国故事训勉后人。”作为徐维扬的堂孙，广州市花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兆东担任“向导”，一路讲述先辈事迹，言语中充满敬意和自豪。

他说，目睹国事日非，徐维扬年轻时决意从戎，特别是在广州培英书院求学时，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对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尤为向往。毕业后，即投身广东陆军将弁学堂学兵营炮科学习，这期间与黄兴、赵声、方声洞等相识，加入同盟会，并任陆军分会主盟人。

　　1909年秋，徐维扬和莫纪彭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回乡发展会员，建立组织。徐维扬利用宗族关系，挨户走访，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仅13天就发动300余人入会。

　　这年9月下旬，广东番花同盟分会正式成立，公推徐进坤为会长，徐绣文为副会长。分会机关设在花县三华村“集之徐公祠”后楼上，分会负责人多次在楼上聚会密商，黄兴也几次秘密到此指导。分会成立后，大力发展会员，上至清远，下至番禺，入会者达1000余人，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同盟会在广东的九大分会点之一。

　　据民革中央《团结报》上刊发的《番花同盟会与广州新军及“三二九”之役》一文记载，徐维扬和莫纪彭在三华村“集之徐公祠”创建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后，即开始准备参加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动的次年初举行广州新军起义计划。

　　文章说，徐维扬与徐进坤等商议，择定会中精明坚毅者百人，组成“敢死队”，届时赴广州起事。当时，清朝广东当局对枪械弹药管控甚严，起义所需的枪弹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统筹购进补充。番花同盟会承担了运械入城的重任，他们或借婚嫁喜事，藏械弹于礼物之中，炸药伪装成“礼酒”，用瓦埕密封；或伪装送殡，藏枪弹于棺木中。

　　“徐维扬就曾亲扮"孝子"垂泪举幡，以掩人耳目。就这样，广州新军起义所需的部分械弹，由"集之徐公祠"送出，一批批运入广州城。”徐兆东说，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后，徐维扬率同盟会番花分会敢死队急驰广州增援，尚未入城，因新军起义已败，遂中止行动。

　　“集之徐公祠”左右两侧，平房密布，连成村庄，这里是三华村徐姓世世代代聚居的地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姓徐的最多，达16位，都是徐维扬领导的花县“敢死队”里的宗室成员。

　　“在黄花岗起义中，徐维扬和他领导的花县"敢死队"可谓居功至伟。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约130人，徐维扬领导的队伍就占了三分之一，有40多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即18人来自三华村，其中16人姓徐。然而，对这支队伍的研究和报道却较少。”徐兆东说。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10年冬在南洋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指派黄兴等筹划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然而，由于起义两度改期，原定800人参加的队伍无法集中，起义前夜在广州城内的革命党人仅有几十人。眼见缺兵少弹的黄兴决定发动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徐维扬怀着必死之心站了出来，说道：“既然要干，我马上就回去召集队员。”

　　据《花县文史》记载，1911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廿八日）夜，徐维扬星夜兼程赶回三华村，在“集之徐公祠”后座番花同盟会分会点，召集勇敢善战、精悍可靠的青壮年百余人，组成“选锋队”(即“敢死队”)。

　　在徐维扬充满激情的演说鼓动下，队员们群情激昂，歃血宣誓奋勇杀敌。第二天（农历3月29日），“敢死队”队员们即赶往广州，由于清军已经戒严，最终只有40多人成功进入城内。尽管如此，这支队伍仍然是参加黄花岗起义人数最多的。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起义爆发。

　　《花县文史》第一辑中，记载了徐维扬对起义过程的口述回忆：“我军咸怀必死之心，奋勇直前，一可当百，敌大恐，豕突而退……斯时也，枪声喧于急雨，弹烟波于乱云，喊呐崩天，血花溅地，此蹶彼兴，前赴后继……敌受重创，败于垂危，而敌之援兵忽大至，我军冲锋猛击者再至三，卒有能胜，乃突围出……”

　　参加黄花岗起义的40多位三华村“敢死队”队员共有18人牺牲，三华村因此被后人誉为“英雄村”。1920年，孙中山特派张继来到此地凭吊18位烈士，并亲自为“集之徐公祠”题匾：“毁家纾难，功在党国。”

　　在前往三华村前，记者曾参观了位于广州越华路小东营的黄花岗起义纪念馆。展馆内共设3间展厅，有关徐维扬的介绍很少，只在2号展厅中贴有他的一张照片和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的图片，图片说明写道：“徐维扬（1887－1952），同盟会番花分会负责人。"三?二九"起义前，他带领花县"敢死队"进入指挥部，随黄兴参加战斗。这是徐维扬和番花分会旧址照片。”在起义爆发与经过的简述中提到“兵分三路”的情况时，有这样一句话涉及徐维扬：“一路由徐维扬、莫纪彭率领，攻打小北门，后退至广州城北三元里。”

　　徐维扬是黄花岗起义的幸存者。《花县文史》中关于徐维扬从小北门突围后的情况有如下记载：“维扬攀山越岭至三元里，时人者仅徐佩琉、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徐怀波七人而已。维扬乃悲愤不欲独生，嘱佩琉等六人扶伤归里，己与怀波挺身返城营救诸昆仲，不料佩琉等六人行抵高塘大东桥又遇敌兵竟遭骈戮也。呜呼痛哉！”

　　“从史料记述可见，由于担心城中黄兴等人，已经突围的徐维扬让受伤的6人先行回村，自己与徐怀波冒死返城。谁想，返家的6人却遭遇敌人，壮烈牺牲，徐维扬他们俩竟然侥幸脱险。”徐兆东说，一心向死却得以幸存的徐维扬，面对不幸遇难的宗室子弟痛彻心肺：“十八烈士者，其子女均已无父，致贫不能自存，而维扬奔走国事多年，拙于蓄积，又无以赡养，苟埋其名而不传之天下后世，不几疑烈士之不可为。”

　　徐维扬对此愧疚无比，甚至自责：“黄花之役，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间，对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将烈士之事实留传于后世，而吾实感沉痛，此吾所以迟迟而无报林、邹诸先生之命也。”

　　不难看出，作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徐维扬本可修书存史，却因自觉愧对烈士和家属，而选择了沉默，而花县“敢死队”其他幸存者大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关这支“敢死队”的史料如此之少的缘故吧。

　　入会志愿书：胡虏乱华，神人共愤。仆驱除志切，百死不移，耿耿此心，天日可表。兹闻贵会提倡大义，与仆平日宗旨相合，故愿入贵会，同心协力，复我华夏，一切章程，情愿遵守。伏维介绍。

　　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矢忠矢信，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生平简介

　　徐维扬，1887年生于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区）。广州培英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陆军将弁学堂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参与策划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率部40多人参加黄花岗起义，后侥幸脱险。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陆军第七团团长兼广东雷廉绥靖处总办，后参加讨袁护法运动。担任过粤军第七支队司令、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中将参军、粤汉铁路局局长等职。抗战中被委任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委员兼中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赋闲在家，1952年病逝于广州。

　　旁边故事

　　隐居香港从事教育

　　抗日出山指挥战斗

　　“1913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徐维扬弃职赴香港居住，时任广东督军龙济光受命要求将徐维扬引渡回广东，扬言要将他处死。紧要关头，幸亏英国人莫里逊及时出手营救，徐维扬才在香港得以安身。”徐兆东说，在港居住期间，徐维扬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真理，自筹资金创办了昭昭学校，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同盟会员联络策划讨袁。

　　徐维扬的堂兄徐泽农，即徐兆东的爷爷，生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徐维扬在昭昭学校进行的一次演讲。那是1920年2月，徐泽农在香港油麻地昭昭学校任教期间，时任粤军第七支队司令的徐维扬一次因公赴港，于百忙中抽时间专程回到自己筹办的学校演讲，希望激发师生和家长的爱国之心。

　　文章说，徐维扬的演讲很生动，在谈到“军阀争权夺利，列强更欲瓜分我国，我们若不继续革命，必有亡国之祸”时，他以被英国占领的印度为例：“你们且看"么罗差"（当时港人对印度人的俗称）专替英人守门口，可知亡国奴的地位如何低贱，你们身在香港，心要常怀祖国，要有振兴中华的精神，否则国家沦亡，你们恐怕也要过着"么罗差"的生活了。”在座师生听闻极为感动。

　　徐兆东说，1928年，徐维扬从粤汉铁路局长的位上卸任后，隐居园林，再次从事教育，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出山，策动了四会、广宁、怀集等地民众截击日寇。还曾辗转广西、湖南等地，策动当地民众，截断敌人归路，立下功劳，广西思恩县民众曾因此专门为徐维扬立下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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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的成长离不开客观氛围的熏陶：花县与省垣近在咫尺，得风气之先；这里是洪秀全的家乡，积淀着反清的历史土壤；祖父曾是太平天国的老兵，常以反清策励后辈。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徐维扬自幼受特殊乡土传统的孕育，稍长入广州培英书院，启蒙于西方思想文化，对孙中山及民主革命始而向往，又转读广东陆军将弁学堂，与赵声等志士结谊，入同盟会，有志反清大业。

　　1909年秋，徐维扬受同盟会南方支部命，偕莫纪彭回乡发展革命力量，以三华村为据点，成立同盟会番花分会，北至清远，南及番禺，会员发展至千余人，为同盟会广东九大分会之一。1910年，他率会员响应新军起义未遂，又积极投入策动1911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起义发动之后，徐维扬率花县籍“选锋”队员40余人，攻打小北门。“怀必死之心，奋勇直前，一可当百，敌大恐，豕突而退”，清军援兵骤然赶到，乃突围，退往城北三元里。

　　英雄顶天立地，在于为了主义舍生取义。退至城外，随从仅见徐佩琉等7人，徐维扬悲愤至极，不欲独生，嘱佩琉等6人扶伤归里，与怀波冒死返城营救诸昆仲，岂料6人旋被追兵杀戮。

英雄也是铁骨柔肠。对举义事败，徐维扬愧疚无比：“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间，对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将烈士之事实留传于后世，而吾实感沉痛，此吾所以迟迟而无报林、邹诸先生之命也。”辛亥革命后，徐维扬仍矢志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但长期缄口沉默，不愿张扬。由是，后人对这位肝胆义士，尤加肃然景仰。

来源深圳特区报

⊙该文章转自[徐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