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吴范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2/13 21:15:29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OK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说:“古今中外我最佩服两个人,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这二人的姓氏使人想起三国时期江东奇人 --- 吴范。吴范精通术数占卜之学,堪称一绝。正史《三国志》有明文记载,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神话一个普通下级官吏。

 

史料显示,两汉以降,三国两晋,在群雄纷争的时期,不仅英雄辈出。而且是一个奇人异士灿若星河的时代。魏有神医华佗,相术大家朱建平,占卜师管辂,析梦家周宣;蜀汉人才稍歉,周群杜琼之徒亦是占天有征;能掐会算,有预知将来之事的人士似乎也汹涌而出。除了被称为“妖人”的蜀国诸葛孔明外,还有不少高人具有预知能力,在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十八”中,竟一口气列出了三个具有预知能力的人物:吴范、刘惇、赵达。与吴范同时,与吴范同为吴人的刘惇、赵达的九宫一算之术,妙绝天人

 

对于能够预知将来的事情,绝非一般人都可为之,毕竟只是少数人的本事,所以预知未来的事例并不至于构成社会生活的主流事件。但是这点似乎并未妨碍我国正史文献对这类事例记述的兴趣,更不必说那些野史杂述了。除了著名的《史记》和《汉书》、《后汉书》之外,历代许多正史都有对预知案例的不同详细程度的记载。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然,如果把我国历代卷帙浩繁的野史杂记和各种志怪记述算上,那么,相信有预知本领的人和事例可能会更加可观和丰富。不过,由于历来所谓正史一般都意味着经过官方认定,虚构和道听途说的成分相对少一些,所以,出自正史的案例可信度应该高些。

 

相较於同传的赵达、刘敦,吴范的预言较具有战略意义,不过陈寿仍将三人归为一类,并且颇不以为然,认为其术虽精,但君子应当把才能发挥在更远大之处,是以有识之士舍弃数术,追求更高的目标。在「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儒家千年古训的影响下,如陈寿一类的史家,排除了很多灵异玄诡的传说,解梦、相术虽然玄妙,终究无关於天下大势。就吴范来说,若是他的预言是透过局势分析,不是一再强调出於阴阳数术,或许可被加入谋士之列吧。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因为通晓历法、数术和风水闻名当地。他提出过许多建议呈送给京都,但因为世事太乱而未被理睬。当时正逢孙权在东南起兵,吴范便投靠孙权谋事。每逢有否喜事和灾祸,他都能推算出来,每次都预测很准确,因此,在当时,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虽然在历史上看,他的知名度不高,毕竟是凭特异功能而行事,难被归类为智谋之士。但是,按正史,诸葛亮、周瑜、司马懿、郭嘉、贾诩等等,都达不到这种水平。)

 

当然,吴范无论算得有多准,都只能代表这是他个人的专业技能,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一种判断能力,并不能以此证明这就是天意。必须明白这一点。《三国志》也只是说他“其术多效”,也就是多有灵验,并不是十发十中。

 

吴范虽生年不确,他去世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年龄尚幼,估计吴范寿命大概不会太长。

 

当初,孙权在吴国,准备讨伐黄祖。吴范说:“现在这个时候出师利少弊多,不如等到明年。明年是戊子年,荆州的刘表会死去,其国家也会灭亡。”孙权后来没有听从吴范的话,还是出了兵,但是没有战胜。第二年,孙权又出兵征伐,队伍到了寻阳时,吴范观察了一下地理风水,于是上船向孙权庆贺,并要求其命令部队急速前进。与黄祖交战后,当快要攻克时,发现黄祖已经趁夜逃跑了。孙权担心抓不到黄祖,然而吴范却说:“他跑不远,一定能活捉他。”到了夜里五更时刻,果然捉到了黄祖。

 

刘表此时也突然死了,荆州由此被分割。到了壬辰年,吴范又明白地宣告说:“在甲午年,刘备一定会得到益州。”之后吕岱从蜀国回来,见到孙权说,刘备手下的部队已经落败和分裂,死了一半,不可能得到荆州。孙权听了之后就问吴范怎么回事。吴范说道:“我所说的是天命注定的事,而吕岱所看见的不过是人间的表象而已。”后来,刘备果然建立了蜀国。

 

孙权与吕蒙谋划如何袭击关羽。当询问旁边各位大臣时,这些大臣多数都认为不可。孙权于是就问吴范。吴范回答说:“可以成功。”后来,关羽败在麦城,便派出信使表示愿意投降。孙权问吴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接受投降?”吴范说:“关羽有逃跑的企图,说是投降,其实是诈降。”孙权便派潘璋在小路上拦截。观望放哨的回来报告说,关羽已经跑了。吴范于是说:“虽然他是跑了,但最终免不了被捉。”孙权问,这要到什么时候呢?吴范回答道:“明天中午。”孙权于是摆了个沙漏等着。到了中午,孙权还未见到关羽被抓来,便诘问吴范。吴范说:“时间还没到正午呢。”顷刻之间,房间帷帘飘动起来,吴范拍手说道:“关羽抓来了。”话音刚落,外面有人高呼着万岁,传报抓到关羽。

 

后来孙权与魏国和好,吴范说:“从命运气势来看,魏国表面是和好,其实是有阴谋,所以我们要做好防范。”刘备在西陵不断壮大军事实力,吴范说:“以后我们会与刘备和亲。”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由此可见,吴范的预知能力实在是太神了。孙权封吴范为骑都尉<骑都尉,属光禄勋(光者,明也。禄者,爵也。勋者,功也),原为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的宿卫之臣,后逐渐演变为专掌宫廷杂务之官。本名郎中令,相当于四品到五品官,掌监羽林骑(羽林,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说取为王者羽翼之意。后世常称皇帝的禁卫军为羽林军)>,兼任太史令,孙权经常出访都带着吴范,决策时总先要问问他。

 

孙权多次向他探究询问,想要知道他的秘诀。吴范珍惜不透露他的法术,不把最重要的告诉孙权。孙权因此记恨他。

 

起初,孙权任将军时,吴范曾经禀告说江南有帝王的征候,在己亥年到庚子年间会有大吉大福。孙权说:“如果最终像你说的,就封你为侯。”等到孙权立为吴王,吴范当时在宴会陪侍,说:“先前在吴中,曾经说过这事,大王还记得吗?”孙权说:“有这回事。”就叫来手下人,给吴范佩戴上侯爵绶带。吴范知道孙权想要用这方法来搪塞先前的诺言,就用手推挡不接受。等到后来论功封赏,封吴范为都亭侯。诏令就要发布,孙权愤恨吴范吝惜自己的法术,就删除了他的名字。

 

吴范为人刚直,很喜欢自夸,但和亲朋旧友结交始终如一。他一向和魏滕同乡友好。魏滕曾经犯罪,孙权恼怒斥责非常严厉,敢提出劝谏的就处死,吴范对魏滕说:“我和你一同去死。”魏滕说:“死了却没有益处,为什么要死呢?”吴范说:“怎么能顾虑这些,对你坐视不管呢?”于是就剃去头发捆绑起自己来到宫门外,让铃下去通报。铃下不敢,说:“肯定要死,不敢禀报。”吴范说:“你有孩子吗?”说:“有。”吴范说:“假如你为吴范我死了,孩子就托付给我。”铃下说:“好吧。”就推门进去。话没有说完,孙权大怒,当即想要用戟掷来。铃下倒退着逃出来,吴范乘机冲进去,叩头流出了血,声泪俱下。过了很久,孙权的气消了,就赦免了魏滕。魏滕见到吴范感谢说:“父母能生育抚养我,不能使我免除死罪。大丈夫的知己,有像您这样一个就足够了,哪用很多呢!”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吴范病死。他的大儿子在他前死去,小儿子还年幼,于是他的术业就失传了。孙权追念他,招募荆州、扬州、交州三州中有能全面通晓术数像吴范、赵达那样的人,封千户侯。最终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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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吴郡富春,本为寒门,其立国后,不守儒家礼法制度,自始至终崇尚巫筮术数,对道教、佛教也予倡导。《宋书》卷一六《礼志三》载孙权虽在武昌称王时“祭南郊告天”,但此后长期不行郊祭之礼。不仅如此,孙权称帝后“不立七庙”。孙吴一代,其统治者皆轻视儒家礼制。与儒家礼乐文化的严重缺失相关,孙吴宫廷中巫筮风气则颇为流行。而传统的术数文化则往往与道教联系紧密,孙吴宫廷中道术之士颇众,形成浓郁的巫筮风气。同时,自汉代以来,佛教也作为道术的附庸而流传,孙吴统治者对佛教也采取包容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江南的迅速传播。这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值得给予一定的重视。

 

孙权是孙吴最重要的统治者,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集权程度也高。孙权在道术信仰方面颇为痴迷,与诸多方术之士交往甚密,其中可考者主要有:吴范、葛玄(为某道教流派之先祖,时人称葛仙公)。黄武五年,吴范卒,“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春秋末,吴、越二国之民特尚巫法。东汉末,方士术人多亡于江东、蜀地。江东孙氏一门,特好术数巫技逾于魏蜀之主。东吴孙氏(策、权、亮、休、皓)诸主,好尚道术,颇亲道士巫人。吴境本多巫流术人,汉末之乱及曹魏之严控,四方彼流往奔而至者,诚不在少。是以汉世诸种方术,皆盛行于东吴之境。彼流多有传其术于徒者,故诸法未尝中绝。”

 

孙吴拓疆岭南,联络外域,“域外之术,多由此道传来”,江东巫术与中国各地道法、中国本土道术与外来方术,在孙吴时期急剧融合,“东汉以降,至孙吴亡于晋,江南道教实大有进展,诸种方术传习之风炽热,其杂融性速愈加遽,盖孙吴诸国主之兼好道、巫,有以推导故也。”

 

佛教在当时具有道术之特征,中国社会上下也多以道术视之,这在孙吴尤为突出。孙吴统治者这种尚巫大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佛教的传播。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孙吴立国江南与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其间存在着颇为密切的关联。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概述中国佛教传播及佛经翻译,其中说:“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主孙权,甚大敬信。”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指出:“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建业是孙吴之都城,其成为佛教之中心地,自然与孙吴统治者不无关系。

 

荷兰学者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第二章《历史的考察》之“吴国佛教”一节中也说:“公元221229年孙权定都武昌;公元229年他定都建业。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225年三位佛教翻译家在武昌活动,公元229年后不久,其中两人似乎已移至新的都城。这个简单的事实也许可以说明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南方佛教最显著的方面:它的影响能触及社会的上层和最上层即朝廷与王室。”

 

这都指出了孙吴立国与佛教南传之内在联系,颇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