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吴　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州郊区螺洲镇吴厝村)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可查阅吴石案考证，“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主席曾有诗所赠。1973年，大陆官方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历任上尉参谋、军械处处长、少校参谋、上校教官、北伐军总部作战科长等职；军事厅参谋长、参谋本部处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史政局局长等职位。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了吴石。蒋介石得悉，非常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待。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吴石案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被破获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而后被捕的人有：朱谌之（女，吴石的联络人）、王璧奎（吴石妻）、聂曦（××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吴石的老部下）、陈宝仓（前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方克华（××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江爱训（主管补给的×处参谋）、王正均（吴石的副官）等。1950年6月10 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

 
　
吴石（低首者），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最左侧为陈宝仓、朱枫、签名者为吴石将军、背后是副官聂羲）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台湾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开专门学习班对台湾工作委员会今后工作进行部署之外，还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号称“密使一号”的吴石和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

　　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40年初，吴石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

　　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参谋次长吴石在马场町被枪决前的照片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位于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吴石的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仓山区螺洲镇创建“吴石烈士纪念馆”的建议，现正在积极筹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