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老先生在自己的《顾颉刚书话》一书中载有一条重要笔记，题为《剑桥格芮菲司来询〈孙子〉书之年代》[119]，时间为1972年，当时顾颉刚老先生已80岁。这一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因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书的年代等共6项问题：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二、在过去700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三、关于《孙子兵法》中“彍弩”和“发机”的问题。四、关于铁制兵器使用的年代问题。五、关于马车在战争中的使用方法问题。六、关于毛泽东等人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评论问题。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除第2项问题外，共5条：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四、驷马之乘可以用作战车，也可以用作普通的乘舆和打猎，殷王打猎用两马拉的车子。五、毛泽东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孙子兵法》的引用，但没有专门的研究性评论。

    在作出这5项非常具体的批示以后，郭沫若安排顾颉刚老先生书面答复格芮菲司的询问，实际上主要是在第一条批示的指导下，回答第一项问题。根据顾颉刚老先生的治学风格，虽然已有郭沫若的批示，他也一定会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所以这封答复应当视为史观派的郭沫若与古史辨派的顾颉刚老先生合作的一项共同成果。

    郭沫若的第一条批示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问题：一、《史记·孙武传》不可靠；二、《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否孙膑，难于确定。

    顾颉刚老先生在20天后作出了答复，结论部分说：“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

   顾颉刚老先生的这项结论也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

    在此之前，《古书辨》7册中没有讨论孙子的专门文章。梁启超老先生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有简短的考证，钱穆老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七为《孙武辨》，第八十五为《田忌邹忌孙膑考》，梁、钱二人都断定《孙子》为战国人伪托。在作出结论之前，顾颉刚老先生所征引的“以上诸证”有11家，较钱、梁二人都详。其中自宋代以后有梅尧臣、叶适、高似孙、陈振孙、胡应麟、姚际恒、全祖望、姚鼐等8家，日本斋藤拙堂、武内义雄2家。最后一个结论注明出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田忌邹忌孙膑考》，共11家。归纳起来这些考辨有如下论点：1、《左传》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2、《国语》也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3、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4、《孙子》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5、《孙子》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6、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吴国不可能兴师十万；7、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武事与春秋制度不合；8、孙武以妇女实验兵法不可信；9、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称谓没变才称国君为“主”，10、《孙子》中称国君为“主”，说明此书作于战国时；11、《孙子》中载“越人之兵虽多”，说明此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12、《孙子》中载“吴人与越人相恶”，说明此书作于吴越相仇之后；13、《孙子》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4、《孙子》有《势篇》，而《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再加上这次询问中所涉及的一条：“弩”的使用大概在前400年左右，而《孙子》中正有“弩”的记载。

    这总共15条论证，从逻辑上确有令人信服的推论，给人以《史记》的记载不可信的“印象”。然而，就上古史的研究方面而言，逻辑上的推论即使可通，仍然含有危险性。现代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推导出来并认为没有逻辑错误的推论，并不一定就是对的，这一点已为不止一件事例所证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笔记的末尾，顾颉刚老先生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 因为整条笔记没有注明时间，这段话不知是否出于补记。如果这段话是补记，按文意前面的部分也应写于当年。而补记中所说出土木简一事，正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完全推翻了宋代以来对《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这次考古发现（同年出土的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与顾颉刚老先生的上述考辨在同一年发生，正可看作古籍辨伪与考古发掘两种研究方法的明显差异，而顾颉刚老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古史辨和古籍辨伪工作，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亦正可谓失之交臂，无疑便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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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原文

 剑桥格芮非司来询《孙子》 书之年代

　　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非司（Samuel B.Griffith）译《孙子兵法》， 来函询问下列问题：
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
《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 二、在过去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
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我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 三、在《孙子兵法》的一节中用到“?弩”和“发机”的字。弩的使用
大概在公元前四○○年前，不过我还没有充分证实。假如我们设想孙子生在 公元前五○○年左右，我们可以推测：
甲、在他的时代弩就广泛使用了。 乙、“弩”、“机”等字是后来的人参加进去的。〔眉批：《史记·苏
秦列传》：“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正义》：“超足，齐足也。 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引揍机，然始发之。”此与拿机关枪用法 同。又《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如淳曰：“材官之多 力，能脚蹋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索隐》：“《汉令》有 蹶张士百人。”]
丙、孙子生在《史记》所说的他的年代之后。
　　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Dr.JosephNeedham）曾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 们都采取甲这个观点。
四、铁做兵器的使用开始在公元前五○○年前，或还要早点。这是很可
能，至少在《左传》里面有铸刑书的铁鼎。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提到吴国剑 和有名剑工，可见当时剑已是铁制的，不然不会引起那样多的注意和发生那 样多的故事。关于铁兵使用年代，近来意见怎样？
五、我们从经典和《竹书纪年》知道四匹马的车子在周以前即使用了，
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法。从文献上好些地方暗示，这种宏大的马车是用了 作为冲击的武器（就像现代坦克那样的构造）。在《孙子兵法》序言中说孙 子本人曾发明某种马车的制造，近代学者是否有有关这些的详细报告？如果 有，如何得到这些报告？
六、我听人说，毛泽东主席，还有其他著名的将军们，曾引用过《孙子
兵法》，加以评论，这话是正确么？假使是正确的，在什么书上可以找到？ 我向什么人可以求到这些材料？
郭院长于函上批云： 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
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足见流传甚广。
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 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
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 四、驷马之乘可作各种使用，作为战车，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乘舆。根据
古铜器的花纹，可以用来打猎。殷王打猎却是两马拉的车子。 五、主席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无专门研究性

质的评论。 郭院长令我作答，在整风运动中苦不得闲，越两旬乃答之曰：
　　一般中国学者是承认《史记》里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尤其是经过孙 星衍、毕以珣做了一番整理。但是，凡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史记》的 记载大都不信，从北宋起开始怀疑，直到现在。
　　注《孙子》的梅尧臣就说：这是战国的战术，和三代的战术不同（见欧 阳修《梅圣俞注孙子序》）。
　　其次，南宋初年的叶适，他在《习学记言》里举出几条理由：1.《左传》 记春秋时事最详细，吴国方面的人如伍员、专诸、宰嚭都有，可是孙武有这 样大的功劳，而在《左传》里不但没有他的事情，连他的姓名都不见。2.春 秋时各国将兵的官员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没有专做将军的；孙武不为卿而专 任大将，这和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合。3.说孙武在吴王面前用了妇女来试 验战事，这是不足信的故事。他所举的证据非常明白。
　　稍后，高似孙在《子略》里说：把《孙子》和《吴子》、《司马法》比 较起来就显出不同。《孙子》是战国时驰骋战争、逞谋夺诈的技术，和春秋 时讲礼义和教训的完全是两种形式。稍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里也 支持着叶适的说法，说《孙子》虽是古书，但孙子这人的时代是不明不白的。 明代，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里说：孙武的功业表 现在吴、楚两国间这般显明，《左传》不应不载。大概是战国时的策士因为
孙子讲兵法讲得很好，所以造出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
　　清代初年，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里也用了梅尧臣、叶适的话来怀疑 这书，结论说：孙武究竟有没有这人呢？还是有这个人而不像司马迁所说的 呢？他的书是自己作的，还是后学者代作的呢？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清代中叶，全祖望在他的《鲒埼亭集·孙武子论》里说：吴和楚战，吴 军虽胜，可是他们用兵并没有什么好的计谋。《左传》、《国语》记吴事很 详，可是都没有说到孙武。就是出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孙武也没有 几句话。所以，这十三篇书确出于知兵者之手，可是孙武的故事是战国时纵
横家所伪造的。
　　稍后，姚鼐《惜抱轩集·读孙子》说：春秋时大国用兵都不过数百乘， 何况吴国，哪有兴师十万人的道理。又“主”本是大夫的臣子对于大夫的尊 称，到三晋和田齐从大夫升为国君，臣子对他们的称呼没有改，人们才用了 “主”来称国君；《孙子》中称国君曰“主”，那就见出了它的著作时代。 在日本，斋藤拙堂《孙子辨》说：[眉批：拙堂名谦，见《史记会注考证》。]
《史记》称孙武见阖闾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见了他的十三篇，可是那 时越国尚小，他们的兵不应多于吴，而《孙子·虚实》篇中说：“以吾度之， 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这是《孙子》这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的证 据。又《左传》昭公卅二年，吴伐越，这是吴、越相争的开端，而《九地》 篇说：“吴人与越人相恶。”则是作于吴、越相仇后的证据。他以为这书是 战国时作，《战国策》里称孙膑为“孙子”，《史记》列传和《自序》里都 记着孙膑的兵法，所以这部《孙子》可以推想为孙膑所著，孙武和孙膑是一 人，“武”是他的名，“膑”是他的绰号。
　　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引了斋藤之说，更把《战国策》中孙膑 的话来比较孙子，觉得两者有很多相像之处。又《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 膑贵势”，而《孙子》有《势篇》，也是孙子即孙膑的一个证据（以上斋藤、
　　
武内两家说，均见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 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
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在大规模战争的战国时代， 已有不管国政的专职的将军，用兵十万也成了平常的事，然后出现这部《孙 子兵法》。既经说明了这书的著作时代，则和弩机的使用在公元前四百年左 右之说恰恰相应，因为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在著作《孙子》的时 候弩已广泛地使用了。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 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 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 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 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此结论实出于《先秦诸子系年考 辨》之《田忌邹忌孙膑考》。
　　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