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军校优等生，再被推举为辛亥武昌起义军事领袖。两次被授上将军衔，在政治生涯的高峰期急流勇退致力于公益事业，晚年至死都不当汉奸，他就是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字畏三，湖北鄂城人。16岁投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先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营专门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翌年再考入参谋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辛亥武昌起义之夜，被起义士兵推举为临时总指挥，占领武昌，后调北京。不久退出政坛，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法。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诱以高位，不为所动。病逝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兆麟基金会会长吴德立是吴兆麟之孙，按照他的理解，吴兆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这是他能在突发情况下胜任起义领导人的基本条件。

　　吴德立说，吴兆麟的教育是在军队院校中完成的。他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清末新军在河南彰德和安徽太湖的秋季军事演习，根据这些经验，吴兆麟编写了彰德、太湖、武昌各次操练纪事和《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这些书被印发给各军阅读，使得他在军中成名。“以一名年轻的初级军官而具有这样的军事知识，在当时军队素质最高的新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力荐首义选湖北

　　“吴兆麟投军读书的另一个收获，是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吴德立说，1905年，吴兆麟参加了湖北早期著名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宣传革命思想，探讨革命方略，在新军中很有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将在日本讨论的革命战略寄给武昌日知会讨论。据吴德立介绍，吴兆麟在讨论中形成了这样的主张：“湖北军界同情革命者占十之六七，军队训练程度较优，军资甚多，军队最要紧的弹药、粮秣、被服充分，汉阳有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以中国形势，占领扬子江可左右南北，况且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即孙子兵法中所谓‘衢’地是也……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之同志，待时机一至，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进攻，以北京为作战目标。”

　　其后的历史证明，吴兆麟的认识和主张都是正确的，而且他本人即参加并领导了这一革命过程的实践。

　　临危受命“总指挥”

　　1911年10月10日晚起义爆发，晚上7点，近300名工程八营的起义士兵聚集到军械总库楚望台。“这只起义队伍随时可能遭到镇压，义军此时最渴望有一军官来组织和领导，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吴德立介绍，吴兆麟当晚正是当值楚望台军械库守卫队的队官，由于他在军中素有威信，义军请他出任战时总指挥。

　　此时陆续有许多义军士兵也集中到楚望台，吴兆麟见秩序混乱无章，“如果要举他为首，就要绝对服从命令，如果今晚不胜，明天不但走不掉，还要危及九族。如果大家服从命令，他就愿意冒死一拼。如有不听令者或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

　　“我家老爷子很绝，他就职就就下令将城内电线一律割断，以防湖广总督署调兵镇压起义。”吴德立说，吴兆麟以弹药充足的楚望台为根据地，将义军分为三队三面围攻总督府，并派人到炮队和各营催促响应起义。

　　下令火攻总督府

　　楚望台附近北面的三十标和西面的宪兵营都是湖广总督瑞澂的部队，对起义军威胁很大，吴兆麟当即令炮兵以猛烈火力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保障了楚望台的安全，接着又令炮兵以集中地火力轰击督署衙门。

　　“瑞澂开始并未把这几百名起义军当回事，因为两个星期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很快就被扑灭了，但当他调兵时，电话不通了。”吴德立介绍，吴兆麟要求天亮前必须拿下总督府。他亲自带队向总督府后面进发，发现督署后街都是店铺，便命令士兵将所有店铺门板拆下堆在督署后墙外点火，同时派人送信给炮队向火光处射击。炮兵终于有了射击目标，各路义军看到督署起火，加紧进攻，清晨5点左右终于打下总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