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吴三杰 吴王阖闾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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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吴三杰之一：吴王阖闾
江南吴文化的形成，阖闾、春申、刘濞三人功不可没。后世的儒学史家，却总挑剌阖闾刺僚篡位、攻郢妻后；挑剌春申献妃营私、死于非命；挑剌刘濞结帮造反、晚节不保。儒家寻暇（错别字“瑕不掩瑜”）抹功，将创立吴文化的功劳全记在泰伯一人头上了，实在是有失公允，抹杀历史！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刘濞挑头的汉初“七王之乱”刚刚平息不久，离最远的吴王阖闾时代也才四百多年，距春申时代才两百多年，因此司马迁是在写近代史、当代史，太司公却能公正看待功过。（《史记》有讹误不假，但笔者以私利时而对《史记》贬低的一无是出，而今又大夸太史公，居心何在？）足见阖闾、春申、刘濞三人对吴文化、经济的创建功勋卓著。 本文考证吴王阖闾、楚相春申、汉初吴王刘濞功过，旨在纠史（开头第一段就出现讹误，还“考证”、还“纠史”，真是大言炎炎，历史没有错，写史的立场站得不公正而已）。 一、 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自称攻敔王光，他领导时的吴国处于巅峰状态 。光少小离散，节俭奋发，继王位后治国有方，用人唯才，伐楚占郢，创造了中国军史上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辉煌战果，震撼中原。但吴王阖闾在历史上名声不佳，原因是孔夫子删著的《春秋》中，记载了“弑僚”、“妻后”两桩丑闻，后世儒家以经为史，将这两桩丑闻“层累”地演义成了有声有色的故事，将一代伟人钉在了羞耻碑上。本文以出土文献及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为主，以先秦古籍的记载为辅，（东汉后的杂史、注、志，仅作参考）（扭捏作态，无锡历史一向以东汉后的杂史、注、志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为救命稻草，比如假泰伯庙、假泰伯墓）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阖闾王。 1、阖闾身世。阖闾生年失考，公元前515年夺权登上王位，公元前496年卒于破伤风，共在位十九年。阖闾是吴王诸樊的嫡长子，是吴王寿梦的嫡长孙 。应该是生长在锦衣花丛之中，但晚阖闾两百年的大诗人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在《楚辞.天问》中却说“勋阖梦王，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屈原问天问地之后，又问“阖闾少离散亡，放在外，为什么能壮大厉其武勇？流其威严？”阖闾为什么“少离散亡，放在外”，史无考，是战争离散还是王父有意苦其筋骨？不得而知。阖闾因少小离散，生长于草茫之中，深知草民之苦，给他的一生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民本思想，节俭作风，重贤纳言，尤其同情和重用伍子胥一类患难之士，该与身世有渊。屈原是楚国大夫，楚与吴为敌国，屈原比与阖闾同代的孔丘要客观得多，他赞美阖闾。同代的孔丘却瞧不起荆蛮吴国，《春秋》与三传不会记载这类颂蛮背礼的史实。 2、变革经济。《国语.楚语下》记：楚国的大将子西“吾闻…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 敌国统帅的赞叹之词决非妄言。他重用了楚人伍子胥、齐人孙武，不仅在战略战备上充当智囊，委伍子胥为行人（外交部长）之职，任用孙武训练吴军，还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1972年由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中，有一篇先秦佚文《吴问》，记载了阖闾与孙武探讨田亩赋税制变革对晋国六卿存亡的作用，阖闾强调：“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这篇佚文填补了古藉记载吴史，偏重征战，缺乏经济的一大空白。正是阖闾的“拿来主义”，引进了晋、齐中原霸主经济变革的成功经验，仅用几年时间就走完了晋、齐两百年的变革之路，阖闾将“田亩赋税制变革”总结为爱民，更是阖闾为君的高明之举。我们现在无法从古藉和现有出土文献中找到阖闾变革的经过，但能看到变革的成效。也许搞不搞经济变革，正是阖闾与穷兵黩武的吴王僚之间（阖闾前几代吴王都有对外战争，只见到吴国日益强大，哪里的史书上看到阖闾之前吴国穷兵黩武要亡国了？笔者忽视前几任吴王成绩，厚此薄彼），在吴国发展战略上的路线之争呢！阖闾的崇材、纳善、民本、节俭之领导才干，是吴国摆脱贫弱，国势转强，称雄中原的坚实基础（儒家的确贬低了阖闾，而笔者过分夸大了阖闾，吴国在阖闾时候强大也离不开前几代吴王之经营，寿梦南徙吴是发端）。<?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阖闾王统治下的吴国如何发展生产、激活经济，在古藉和出土文献中也都很难找到。我尝试从出土青铜农具来推证。吴国在寿梦之后，宝贵的青铜资源己很少用于制作礼器祭器，随葬深埋地下，与中原的七鼎八簋不同，吴国大量铸造用于战争的剑、戈、矛、镞及军乐器、作战用车马器；大量铸造用于农耕生产的犁、斧、锸、镰及农用车马器（可证明吴国重视耕战非阖闾始，笔者文章前后矛盾）。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陈振中先生曾遍访全国文博单位，广泛采集资料，于2004年4月编著出版《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在农具分类中，有耒、耜、锄、鎒、铲、铚、镰各项，两周时期总计出土246件，其中吴越属地出土165件，占67％，若加上楚国属地的28件，占78.5％，若总数中减去战国时期由江南逃迁往闽粤云桂的百越用农具22件，吴越出土青铜农具可占总量的86.2％。不仅吴越地区在出土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农具的先进性也有巨大优势，当吴国普遍使用高效率连续作业的青铜犁翻地时，中原各国仍在用铲、鎒，甚至石制农具，间隙作业松土；吴国发明的青铜齿镰至今都保持着刀具的先进性，仅苏南就出土了115件（其中以苏州地区出土为最多，也可以侧面证明当时的国都和经济重心在苏州），还在丹徒吴王陵陪葬中发现了青铜齿镰，可见吴王重农及普及先进农具的水平。至于吴戈和青铜剑的一流水准更是威震中华、尽人皆知的。阖闾王的女儿嫁往蔡国，陪嫁是实用当镜照、又可洗浴的青铜鉴和青铜齿镰，鉴铭中还强调这是用计划外的，虏获来的白金、恶金制作的。 3、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剌僚夺权。孔子在《春秋.昭公二十七年》中记：“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指责阖闾弑君上台，靠专诸刺杀吴王僚夺的权，不光彩。 其实，吴国向来遵照先周祖制，我曾考证过吴国王族墓葬必定用先周连裆鬲陪葬，而古公亶父率三子季与姜戎通婚、东进谋商后，己改用商、戎系的尖裆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划分先周、西周地层，便是用鬲裆的连、尖状区别的。）灭商建国后更弃鬲用鼎立周礼。泰伯的南下一族却只遵先周祖制。按照先周祖制的王位继承制度，是“长子继统、兄终弟及、弟传长孙”，这是游猎、游牧民族的传统，做部落酋长，必须身强力壮，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围猎追逐，幼子继统无法服众，这种兄终弟及、弟传长孙的传统，先商、先周、殷商都这么做的。寿梦卒、传长子诸樊；诸樊卒、遵父志传二弟余祭、欲四传可至季札；余祭卒、传三弟余昧；余昧卒、应传四弟季札、季札坚不受，此时应传长房长孙阖闾，余昧却将王权传给自己三房的亲子僚（上按《左传》、《公羊》说；而据《榖梁》及新出土的吴王僚剑铭，僚为寿梦庶子）。这不合祖制，如果季札主持公道，便没有刺僚了，但季礼已经全盘北化，轻先周祖制重西周礼制，也很可能季札本人重僚轻光，偏心眼赞同立僚为王，要不阖闾上台他拂袖而去！阖闾上台符合祖制！那时不兴竞选制，宫廷政变是唯一出路，当代世界也个不乏此例。孔子说三道四，是维护西周礼制否定先周祖制（讨论维护哪种祖制无意义，难分出谁对谁错，关键在于上位者，中国历史上不乏非正常手段不合祖制登上王（皇）位的）。 4、巧借外智，谋出伍员。《宜侯夨簋》铭文（此物证明泰伯奔吴去无锡乃子虚乌有）表明，西周康王封宜，目的是牵制夷，商、周两代，夷的威胁极大，因此，吴国立国的战略目标是淮北之夷。到寿梦之子诸樊时，由于长江中游楚的力量侵及吴，吴国的生存受到威胁，战略方向改变为“南行西行”，这由出土的诸樊剑铭为证：“工 大子姑发聑反自乍元用才行之先云用云获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诸樊住江之阳即扬州邗城，要向江南求发展，抗西楚求生存。由于南行占了越的地盘，吴越矛盾也被激发。到了晋国援吴抗楚，伍子胥投靠吴公子光后，主要战略方向已是西楚。楚人伍子胥名员，《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甚详，是伍推荐专诸刺僚拥光为王，是伍谋划伐楚大计，荐齐人孙武操练吴军，伍、孙为慕僚制行了详尽的战楚计谋，由伍亲自出任国务卿笼络唐、蔡共同伐楚，促中原列国保持中立。 5、人才引进，兵法孙武。阖闾王伐楚占郢，是一次战略谋划和战术应用完全符合《孙子兵法》，并由孙武直接参与决策的光辉战例。吴国要以弱胜强，靠吴王僚的蛮勇根本不能成功（如何得知王僚就是蛮勇？笔者一向自诩以考古实证说话，拿得出考古事实证明）。《史记》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当阖闾急于伐楚时，孙武说：“民劳，未可，待之。”建议先强国固本而后图之。正式伐楚时孙武打了五张牌：首先是“疲楚战术”，声东击西，“三师以肄”，调动楚军东奔西跑，却找不到战斗目标，消耗了楚军实力，麻痹了楚军战备。其次，实施“予交谋略”，派行人伍子胥出使蔡、唐诸国，利用他们与楚国之怨，联合谋楚，打通了楚国北疆的通道。第三，实施“反间计”，“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诱使楚王免除了识吴的子期，任用贪而无能的子常为统帅。第四，是决策“迂回奔袭”，由吴溯长江直捣楚腹地约六百公里，改由乘舟北上渡江经邗河至淮，逆淮河西行至淮汭，弃舟与蔡师会合，再向南穿越信阳三关到达汉东，行程一千公里，却如入无人之境，未受楚军拦阻。最后一招，两军主力在汉水对峙后，实施“诈败诱敌，回师反击”，小股吴军引诱左军司马戎部东进远离主战场，正面决战则利用主帅子常贪功心切，诱敌追击，“佚而劳之”，而后全力反击，于柏举大败楚军，直捣郢都，杀得楚王将相顾不得家眷，只身仓皇出逃。
孙子佚文《吴问》，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记载了吳王阖闾与孙武的问答，为传世古藉所不载。释文如下：
《吴问》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五税之。其□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十步为畛，而五税之。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以百二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
( 录自《银雀山汉墓竹简》壹，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篇《见吴王》，一并辑录如下：
《见吴王》
……□于孙子之馆，曰：“不榖好□□□□□□□□□□兵者欤？”孙……：“……乎？不榖之好兵□□□□之□□□也，非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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