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美满半夜醒来，发现失眠的阿哲手上竟然拿着好几根人骨仔细端详，美满吓到连话都说不出来，没想到阿哲倒是温柔地跟她说：“免惊啦，都是好朋友，我带他们回来的。”阿哲说早在日本投降前，他们的部队已经被盟军打得七零八落，溃散到丛林里各自亡命，战友陆续因为受伤、饥饿或疟疾死了。

　　“没力气也没时间埋他们… … 只好把他们的手剁一只下来，生个火把肉烧熟了，用刺刀削掉，往背包一插继续跑… … ”阿哲说，“现在烦恼的是，当初忘了做记号，哪只是谁的我已经分不清。”

　　美满说她还记得阿哲在讲这些历程时，那种温柔的语气和眼神。

　　阿哲后来逃到一个深山的村落里，帮人家砍柴、垦山。

　　“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后，我反而走不了，因为… … 我跟那里一个女人已经有了孩子，总不能把人家丢下自己回台湾。要是你，你也不会这样做，你说是不是?”阿哲平静地说，“这都是命运，所以你另外有男人，我也不怪你，何况当初我自己都讲过，万一没回来，你就另外找人嫁，讲过的我不会反悔。”

　　那个女人和小孩呢?美满说：“很可怜… … 阿哲讲的时候还一直哭，说那边每年都会烧山垦田，那年烧山的时候，风向突然变，大火浓烟扑向整个村落，小孩和女人死了好多，阿哲说找到那对母子时，孩子是被妈妈放在水缸里，妈妈全身烧得大部分只剩骨头，可是整个身子还覆着水缸口… … ”

　　后来呢?一下子有两个丈夫… … 你怎么处理?

　　“老实说，这两个男人最初对我有够好… … 汉亭看阿哲身体好了，东西收收就要走，阿哲竟然去找他喝酒，要他留下来，说比起自己，他跟我的夫妻关系反而还更久；而且，富源也只认他当爸爸，而自己至少外面曾经有过家庭，回家… … 说起来反而像路过借住而已… … 讲了一大堆。”美满说，“两个人这么客气来、客气去，倒霉的反而是我，明明丈夫有两个，有一段时间却活得像寡妇… … 后来我生气了，只要想让谁陪，我就拿酒去找谁喝，两个人给我轮流!

　　“后来这两个都慢慢变坏了… … 阿哲大概南洋待过那么几年，知道哪里有木材的生意可以做，跟我拿了一些钱做本，和汉亭一起做木材进口，把旅馆生意丢给我自己扛… … 没几年，这两个竟然赚了不少钱，晚上经常穿得趴哩趴哩出去混。有一天我出去抓，两个人竟然在酒家里喝得醉醇醇，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看到我也不怕，两个人竟然还装蒜，彼此问：‘今天不是应该轮到你陪她，我放假?’”

　　那是民国四十六七年的事，但经过五十年后，美满讲起来却还是一肚子火，她说：“人间事若像水，女人的头壳就像海绵，碰到的就不会忘；男人的头壳像‘孔固力’，泼下去转眼干。不信你去问阿哲，看他记不记得马来亚山上的孩子和老婆?还有，你去问汉亭，看他记不记得当初怎么‘设计我’? ”

　　到底是谁设计谁成了美满和汉亭一辈子永无休止的争论，有时候甚至连阿哲也会被牵拖进来，因为美满会抱怨说：“当初要不是媒人乱设计，我这辈子也不会这么坎坷。”不过，尽管嘴里老是这么叨念着，但他们心里各自明白，没有谁设计谁，说到底都是时代设计了所有人。

　　面对无法抵档的命运，人们也只能逆来顺受，一如美满后来习惯的口头禅：“天意!”

　　六十年代，南北二路数不清的年轻人涌进台北寻找发展的机会，美满几乎把那些短期投宿的“庄脚囝仔”当作自己的小孩看，不但帮他们介绍工作，甚至还当起媒人撮合姻缘。美满说这辈子经过“美满做媒，保证美满”的夫妻超过两百对，然而她私下最想撮合的一对最后却以遗憾收场!

　　她说的是富源富美两兄妹。

　　美满和汉亭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办户口登记，阿哲回来之后，美满当然也还是他的“配偶”，于是汉亭只好自立门户。而富美则是他门户下的“养女”，和汉亭同姓，因此汉亭有时候会借故哀叹自己和富美都是“户口外”的“外人”。

　　既不同姓又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尽管富美从小就叫富源哥哥，但美满却始终认为这两个以后应该可以自然而然地“送作堆”。

　　“自己养大的女儿成了媳妇，还有比这个更圆满、更让我放心的姻缘吗?”美满说，“谁知道，他们两个还挺认真地以兄妹相对待… … 天意啦!”

　　富美其实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来历，但她始终不觉得自己和富源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甚至还会怀疑哥哥才是“户口外”的人，因为上学之后她的成绩永远在前头，而富源则老是吊车尾，所以被宠的是她，经常被骂的反而是哥哥；富源勉强念完高职就跟着两个爸爸学做生意，在外奔波走闯，而她却一路无忧地念完大学还出国留学。

　　多年之后她曾经跟富源承认说，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很着迷他那种跟好学生完全不同的、率性而且海派的江湖性格，但是“… … 怎么说，你总是我哥哥，是不是?”

　　富源说当她讲起这一段的时候，自己也差点失控。

　　“我怎会不喜欢她呢?只是那时候… … 她实在太优秀了，优秀到让自己自卑，所以宁愿当她的哥哥就好，至少可以因为‘富美是我妹妹呢!’而有一点小小的骄傲!”

　　不过，这一段他可没告诉富美，毕竟“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时候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说了… … 又能改变什么?跟她说这个… … 倒不如留在自己心里头就好”。

　　富源说的“那时候”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富美在美国东岸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出国还不是那么自由的年代，有商务护照的富源奉母亲和两个爸爸之命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富美的博士论文听说和台湾白色恐怖的那段历史有关，她跟富源说：“研究这个，是因为想找到那个生我的妈妈的来历吧?结果… … 她没找到，却反而找到更多跟她一样命运的妈妈。”

　　富源大旅社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结束营业，改建为住宅大楼，大楼的名字叫“美满人生”。

　　二〇〇六年富源帮美满办了一场盛大的八十寿筵，富美也带了美国丈夫和三个小孩专程回来，那时候阿哲和汉亭都已经在几年前陆续往生。

　　美满在观音山建了一个塔位，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说以后自己也要住进去。“三个人从没睡在一起过，那种滋味… … 我就不信那两个死人不想试试看!”美满很有把握地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