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属于满族正白旗。世祖随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至我的祖父已经是第七世。祖父舒英，在清内务府任笔帖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洋鬼子兵刺伤，从此卧床，不能视事。

                   
                  上图为三姐姐珍藏的“吴氏佳城”旁边程砚秋为恩师

                 罗婴公所建墓地
 

    我的父亲吴锡宝，号至人。1887年出生，1904年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始终以律师为业，从未涉政。于1942年5月因胃穿孔大出血逝世。可能由于祖上的关系，他与末代皇帝溥仪的一些叔辈相识。其中尤以溥仪的六叔载洵、七叔载涛关系密切。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卷二十章“三岔口上的抉择”中，曾记载了他向溥仪上书奏折的情形。

    满清入关后，我家的祖坟最早在京北的清河。据年高的长辈回忆，那里约有一、二百亩的茔地，数十座坟墓。在他们年幼时，曾去扫墓。当时，交给一位称为“德二大爷”的人看管。我的父亲去世后，家中无年长的男性，加上战乱原因，基本上不怎么过问。据说土改时都已分掉了。

    西山八大处附近的坟地，何时建立没有人记得，但那是我的父亲一手扩建修葺起来的。大量投入建设的时间，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有了经济条件之后。父亲当时是京城著名律师之一，收入颇丰。与他同期的一位金姓律师，就曾买下数十所房产，总计200余间。而父亲则把钱全部投入到坟地建设。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我家仍在西四砖塔胡同租赁一处院落居住。为此，母亲多有埋怨。后因房主收房，才不得不在厂桥附近的永祥里买了一所小院落。不久，又卖掉，改住德内大街花枝胡同，直至他逝世。为了办理后事，又卖掉此房。花枝胡同的院落至今仍在，进入胡同东口，向西路北尽头的那所房屋即是。

    西山的坟地位置，据我的兄姊回忆：从城里方向向北走去，先经过西山饭店，再到八大处公园正门，折路向东，在这条东西向的马路北侧，先是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为其恩师、诗人罗婴公置办的墓地，紧挨着就是吴家的墓地。正门是牌楼形式，横匾上隽刻着“吴氏佳城”四个大字。顺着围墙再向东走是一个门楼，走进院内是我家坟地内盖的三间全木结构的北房，另有西房两间。

    西山这块坟地约近200亩，从路边顺山势而上至顶。前半部分是坟茔地，后面是种植的果树林，由看坟人与住在那里的亲属负责管理。墓园的三面都有围墙，下部分为砖砌，顶部用了瓦片码放，构成透空镂花的装饰，朝公路一面长度有好几百米。园内种植的松树和柏树，坟墓有几十座，最高的一座在半山腰处，墓后种有一颗极大的柏树，其枝叶覆盖到墓顶。我只在1948年春，十一岁时去过一次，看到我父亲的墓已埋葬在接近公路的墙边，往上看去是一排排顺山势而上的坟墓。可见其规模。

    在“吴氏佳城”对面的马路南侧，还有一块我家的墓地，叫“子孙院”。那里没有围墙，是为埋葬家族中没有结婚的未成年人。我的六姐不到十岁因心脏病去世，就埋在那里。

    在“吴氏佳城”马路对面的东南侧，有一处“王家花园”，规模也不太小。

究竟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做墓地，已无人能解释。但兄姊们都知道，父亲是专门找了风水先生勘察过的。还有一点不知有无关系。就是父亲与八大处及各寺庙的住持都很熟知，如灵光寺的德福、潭柘寺的茂林、大钟寺的体仁等等，可能为他们代打过官司。我的哥哥还做了八大处秘魔崖的弟子，师傅名宽广。在父亲过世后，三大寺都来做道场为其助念转生咒。

    关于祭祀活动。据回忆，父亲在世时，每年春天清明前后，都会与母亲在一起，带上我的哥哥及其以上的五个姐姐，乘人力车上坟。到达那里后就住在前面说的三间木房子里（爷爷在世时，那里是不能住别人的）。当天下午要杀猪，第二天下午父亲要请当地的警察派出所等地面上的人物吃饭。孩子们的任务是在第一天下午给每座坟头压上一张纸。最大的祖坟太高，够不着，孩子们要从远处助跑，猛地蹿上去，放好纸，顺势蹓下来。次日清晨，抬上一个小的长形供桌，摆上猪头、猪尾和一些中段，父亲会领着家人，按坟茔中埋葬之人的辈份，有先有后地磕头拜祭。全部拜完就到了正午吃饭时间了。祭祀期间，还会看望住在那里的家族亲人，找看坟人了解情况或解决一些问题。有时也会顺便带家人游游八大处，看望一下那些住持和高僧朋友。这些活动在父亲过世后，就不能再按年度坚持了。

    据大家回忆，父亲逝世时，先在花枝胡同家中停灵，几个寺庙都去做道场，亲友们来祭奠。然后，请了48扛抬杠队伍一路送行到阜成门。出城后再换乘卡车到八大处坟地下葬。这应是吴氏家族葬在那里的最后一人了。

    负责看坟的人，据说最早是任廷真、任廷惠兄弟，他们是属于满清贵族的家奴身份，虽阶级地位不同，但也是家人，因此，为他们购置田地，盖房筑院，以保证生活。任氏兄弟死后，由他们的儿子任惠乾兄弟代替，直至解放。任氏的住房距“吴氏佳城”有几里之距。

    另外，父亲还担负着家族中一些兄弟的子女的教育费用和某些困难户的生活接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他的远房大哥自东北来京，带着孩子家泽、家褆等，因生活无着，也就安置到八大处坟地，边务农边看坟。能记得的是吴家褆之子吴乃强那时很小（至今也已年逾古稀），后一直住在那一带，听说前些年拆迁搬过家。据说，现在仍住在旧址那里的有一位“吴家小孩”，是否为乃强之后代，不得而知。

    由于北京解放初期我与哥哥、三个姐姐共五人分别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先后离家渡江南下作战，也就淡化了坟地之事。因而对其更多的情况知之不多。

   “吴氏佳城”被国防建设征用，时间应在1954年—1955年左右。1953年，我的哥哥在军委通信团工作，驻地就在八大处附近，去他们的团部都要经过家族墓地，后他调到河南信阳步兵学校任教，就又离开了北京。

    现仍健在的三姐、四姐，都曾陪同母亲到西山北京军区那里洽谈征用之事。那时的政策是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地面上的设施，包括房舍建筑、树木、甚至甬道上的石板都要折价赔偿。如愿意迁坟，每座坟墓补助5元钱。母亲考虑到家族即无地又无人力，众多坟墓如何迁移？就放弃了这项规定，任由部队负责深葬处理。最终分得补偿款两千余元。虽然，西山坟地是由我父亲一手投资建设起来的，但母亲顾全大局，还是把这笔款项分了五份，自己留了800元，其余给了各家亲戚。至此，西山八大处的“吴氏佳城”终结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