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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序刻板用字体为正楷，因此很难辩别是否是按揭K《吴氏印谱序》原迹摹刻的。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原底本上有而沈润卿刻《欣赏编·十卷》时遗漏，茅一相重刻时据原底本补齐；二、原底本上根本没有，茅一相重刻时从他处移来。但是为什么正德本上没有揭K《吴氏印谱序》，待考。
首行上虽然没有“古村李宗昭迂叟编”一行，但是印谱的其他全部内容和正德本完全一样，只是在版式上有一点小别，由此可见，此行宇是在茅一相重刻时不知为何被人抹去，看来“正德本”当是其祖本。
三、《说郛》本
再看韩天衡先生依据的“说郛本”，《说郛》为中国古代综合性大型丛书汇集，首编于元末陶宗仪，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近人张宗样的据六种明抄本合编本、清顺治三年（1646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和“姚安陶编”《说郛续》影印出版了《说郛三种》。但只在“宛委山堂的刊本”的《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九十七》中有名为《吴孟思印谱》一部。该谱卷首有揭K的《吴盂思印谱序》，吴睿（1298—1355）字孟思，据刘基《诚意伯文集》中《吴孟思墓志》载其为钱唐人寓昆山，少而好学，工翰墨，尤精篆隶。凡历代古文款识无不研究，得其要妙，下笔初若不经意，而动合榘度，识者谓之吾子行先生、赵文敏公不能过也。并明记其有一部集古印谱传世。
但细读“说郛本”的内容，并没有出茅一相本的内容范围，且明显有根据“茅一相刻本”翻刻的痕迹，如所收印章和“茅一相刻本”一样也是按王厚之、吴孟思、沈润卿摹的古印分为三个部分，排列顺序上亦大致相同，但关键的两行标明是谁摹的文字全无。印章也只存九十二方，是“茅一相刻本”的一半还少，注释文字也明显是翻刻“茅一相刻本”，但省略尤甚，所有考证文字少则略去几十字，多则省略上百宇。甚至有遗漏现象，如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的“汉官仪”部分有目无内容（图11）、“钮式”部分有图缺目。没有了标识，三部分混为一谈交杂无序混为一谈，汉晋唐末印章之中更有元代人收藏的印章出没其间，显得十分杂乱无序，这样简约排法的确令人目眩。
可能因为万历茅一相本有了揭K《吴氏印谱序》在前，于是编者不加细审，就自作聪明地定其为《吴氏印谱》，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称此行为为“乃明人著述之恶习”之一。这样地“水乳交融”，后人再读“说郛本”时，就难睹“庐山真面目”了，再也分不出个你我他来，因此难免有此本就是《吴氏印谱》的措误结论。再则有关考据的文字简去容易增加难，互何况要想增加得与原来部分相接得天衣无缝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说郛本”当是从万历“茅一相本”中摹出。
但是《说郛》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编纂的，如此说来，岂不是秦琼成了关羽的爹了?追究其原因发现虽然《说郛》是元末明初编的，但原本久佚，在明代初年就存目不全了。现今流传的皆为明中后期和清代版本，而《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是后经明万历年间的陶宗仪重辑的。陶宗仪字紫间，号不退，又号稚圭，自称天台居土，姚安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何况现存《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又是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的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的出版说明中也说此部书有“版刻情况颇复杂，至今所见各部收录内容均有差异”。之嫌。因此笔者认为此“说郛本”是后人根据万历“茅一相本”缩编的，已经是面目全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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